死亡数字甚于“南京大屠杀”的长春饿殍战

上个月,台湾白象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大陆独立作家杜斌的新书《长春饿殍战》,作者历时十年,收集各种珍贵史料,访谈幸存者,写成全球第一本首次全面揭露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对长春城发动围困战造成数十万平民活活饿死的纪实书。

透过本书,长春围困战大致的轮廓为:二战之后,毛泽东欲夺取长春作为中共与中华民国政府对峙的首都,林彪以“人禁出、粮禁入”的饿殍战术,对长春围城350天,一座至少60万人的城市,仅剩下17万人。

杜斌在书中指出长春围困战并不是一些读者认知中的1948年6月开始,而是早在1947年11月,林彪的部队就开始围困长春,他们切断附近小水电站供给长春的发电,炸掉煤矿。长春在冬季的温度达到零下30多度,当年就导致冻死、自杀者众多。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向军队下达“围困长春办法”。毛泽东于6月7日发出电文:“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获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直到完全胜利”。其后中共采用严密封城手段,为消耗长春城内粮食供应,拖垮国军,严禁城内老百姓出逃。日本幸存者远藤誉也在书中讲述了当时尸横遍野的长春城,突破伦理的“父母食用孩子”“每斤人肉卖250万元”等令人感到窒息的脉络和细节。

正如“纽约时报”在1949的一篇社论中指出:“国共内战,……中国最老的敌人是饥饿,和最新的敌人共产主义已经会师了……” ,这句话几乎概括了《长春饿殍战》全貌和要义。

杜斌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回顾这段史实,他认为中共军队在当时把“饿殍”当作武器,但做为作者,他只一一呈现这些史实,不做更多引导性的评论,而是把更多思考和判断的权利留给读者。

杜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他准备把长春作为首都。1947年11月份的时候,林彪就考虑如何打下长春。我根据林彪的“阵中日志”发现,真正的开始围困长春是从1947年11月4日。封锁进出长春城的粮食和柴火,把长春城的电源切断,煤矿给炸掉,至11月末、12月初的时候就有长春市民冻死、自杀。实际上围困只是表面上的形式,最能体现中共残忍的一点就是利用这些饿殍做武器,这才是最残酷的。

战争轮廓和冰冷的死亡数字让我们一次次审视战争和政治文明的底线,及至审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旅美学人冯胜平在其文章“西北军北上之谜”中曾言: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至目前,对这场死亡数字甚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件,据书中引述的资料,在中共公开的宣传中,描述为“长春围城,是我国第一个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一座大城市”,而罪责皆指向当时的国军,而国民党方面对该事件认为“中共军队在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了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当时的独立媒体“大公报”称其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直指可耻之处就在于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

1989年,作家张正隆也曾推出涉及长春围城史实的作品“雪白血红”,张正隆后被拘一个月,后来此书亦在大陆被禁。对此杜斌认为,突破封禁还原历史真相,是作家的职责,相信读者自会得出“谁该为死去的数十万生灵”负责的答案。

杜斌:关于围困长春这个历史事件,我的书尽管只是勾勒了一个轮廓出来,我想对于读者来说,已经大致可以了解这场战争是怎么一回事,这场战争到底是谁的责任?谁应该背负历史的罪责?

来源:吴亦桐书评:《长春饿殍战》

杜斌简介:杜斌在2013年以纪录片参与揭发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并成为第一位出版六四事件书籍的身处中国内地人士,在六四前夕遭北京当局国保秘密逮捕,受到国际高度关注,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持续追踪报导。杜斌在被捕前夕接受外媒专访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就为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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