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三家评的思想艺术价值

摘 要

《红楼梦》三家评是护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太平闲人张新之采用圈点、眉批、夹批、批注等形式,对经程伟元、高鹗续补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进行的评点。《红楼梦》三家评是旧红学评点派著作中流传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但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不被重视。本文以《红楼梦》三家评本为研究底本,结合评点者的生平和思想,参考部分前人的评价和考证,从主题论、语言论、情节论、结构论、人物论及三家评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对《红楼梦》三家评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相对于姚燮,王希廉和张新之的生平资料较少。王希廉颇有学养、富有才情、酷爱历史,历史观和价值观十分正统,这也影响到他对《红楼梦》的点评。姚燮出生贫寒、博览群书、著述极多,仕途上失意,评点时多有激愤。张新之终生游历、放旷不羁,一生酷爱《红楼梦》,他的评点数量多、范围广。三家评版本较多,本文依据版本以光绪十五年石印本为底本。

王希廉认为小说具有和经史一样的宣扬儒家教义的功能。《红楼梦》就是要教化人心,让人们遵守传统的理念和道德。他还认全书描写的重心是贾府的盛衰巨变并由此发出感叹。张新之也认为全书在阐发儒家大义,让人们遵循儒家教诲,同时全书还隐演《易》理。姚燮认为,全书是以空幻为主题,令人醒悟。

王希廉将第五回看作是全书的总纲、中心,认为第五回是对全书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章节,而全书可以根据贾府盛衰变化总共分为二十一段,这种结构分析理念在红学研究史上是第一次。他同时认为,全书的主要情节是在真人真事上予以加工,而多样的情节发展是服务于人物性格的表现。王希廉、姚燮、张新之都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前后具有一致性,连接恰当,过渡自然,具有审美意蕴。

王希廉注意到书中人物的语言对人物鲜明个性的表现十分明显。他对人物的品评从传统观念出发,以“福、寿、才、德”四维论人,同时注重对两个人物进行比较来进行品评。他还注意到作者运用“藏笔”将大量重要线索、秘事隐藏起来。张新之较王希廉更为保守,注重封建道德,强调妇女的贞德,他还注意到书中的主角广有“影身”。姚燮注意到人物生存环境中的人和事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变化影响巨大。三位评点家都注意到,作者善用人物、事物的名称来隐寓它意。同时,他们对人物评点时都表现出来了明显的好恶之情。

三家评开创了红学统计学,第一次进行了结构层次分析,并对索隐派的开创和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红楼梦》 三家评 思想价值 艺术价值 理论研究

第 1 章 《红楼梦》三家评作者及版本3
1.1 评点者生平、思想.3
1.1.1 护花主人王希廉生平及思想….3
1.1.2 大某山民姚燮生平及思想…4
1.1.3 太平闲人张新之生平及思想….5
1.2 《红楼梦》三家评版本…6
第 2 章 《红楼梦》三家评对主题思想的多面阐释8
2.1 文以载道 劝善惩恶….8
2.2 重“明明德” 妙用易理.8
2.3 感叹巨变 专述盛衰..11
2.4 世态之幻 无幻不搜..12
第 3 章 《红楼梦》三家评对情节结构的深入探索…14
3.1 根据线索 确立总纲..14
3.2 “荒唐”为表 “实录”为里.15
3.3 情节多样 为表性格..16
3.4 根据盛衰 成廿一段..17
3.5 通身结构 一气回环..19
第 4 章 《红楼梦》三家评对语言人物的艺术开掘…23
4.1 人物语言 个性鲜明..23
4.2 臧否人物 爱憎分明..24
4.3 福寿才德 四维论人..25
4.4 以儒论人 妇道为重..26
4.5 “人事”环境 影响性格….27
4.6 对比相写 “影处着笔”….30
4.7 藏而不露 含蓄蕴藉..31
4.8 谐音命名 隐含寓意..32
4.9 独立人格 时代精神..34
第 5 章 《红楼梦》三家评在红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36
5.1 开创了红学统计学….36
5.2 第一次对《红楼梦》进行了结构层次分析….36
5.3 给索隐派以启迪…37

引 言

在我国古代长篇世情小说中,《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最为杰出。由于《红楼梦》本身的魅力,加上我国小说评点派的传统影响,继脂评抄本独占红坛三十年后,各家评本蜂起。他们大都采用通读全书、逐回品评的方法,将心得附录与正文之下。铭东屏在给张新之的信中就说到:“《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可见当时评点之盛。

在诸家评点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红楼梦》三家评。《红楼梦》三家评是护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太平闲人张新之采用圈点、眉批、夹批、批注等形式,对经程伟元、高鹗续补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进行的评点。

《红楼梦》三家评本由王希廉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姚燮的《蛟川大某山民评点红楼梦》、张新之《妙复轩评本石头记》组成,最早的版本是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的石印本。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销量极大,此后又多次刊印。三位评点家都是饱学之士,对《红楼梦》的很多看法具有一致性。他们所作评点前后延续时间较长,评点内容十分广泛而深入,依据的都是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他们的评点既尊重传统,又有所突破,形式多样,风格新奇,很多观点都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在今天看来都是真正的红学研究。

对于《红楼梦》三家评的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一些论文都着眼于三家评的局部内容和思想,主要集中某一个人或某一方面,没有对其评点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全面分析的论文。在研究著作中偶尔提及的有:(1)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论述到:“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附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2)黄霖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中认为,王希廉在人物论方面“尊薛贬林”的论调,张新之以“情”作为全书之纲,姚燮评点多具考据和统计学色彩的特点。王评乏创见,张评多臆说,姚评重类索,理论批评的价值都不大。(3)刘继保在《红学评点研究》中阐述了王希廉小说评点的“实录原则”和独特的小说结构学思想,张新之的人物品评标准和姚燮评点的考据学色彩。

主要的单篇论文有:

(1)郑建军《“大某山民”姚燮对<红楼梦>的研究》(《宁波党校学报》2002 年第 5 期),作者指出姚燮研究《红楼梦》的杰出成就,介绍了姚燮所作的红学史上最早的研究专著及姚燮的“总纲”提法和统计学方法和他的评点对“索隐派”的影响。

(2)洪克夷《大某山民及其<红楼梦>评》(《红楼梦学刊》一九八四年第四辑),作者介绍了大某山民姚燮的事迹,“总评”作者问题,评语透露出的身世感慨及年月岁时的考证和纠疑。

(3)段江丽《论王希廉<红楼梦>“评语”的小说学思想》(《红楼梦学刊》二〇〇四年第一辑),作者从地位、功能、性质等方面论述王希廉的小说观念,从结构、章法、修辞等方面论述王希廉的小说形式批评。

(4)严云受《王希廉<红楼梦>评点的理论贡献》(《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 年第 1 期),作者从艺术结构、人物形象和读者阅读接受心理等方面阐述王希廉对中国小说理论建设的贡献。

(5)张庆善《王希廉<红楼梦>评点新议》(《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四年第一辑),作者介绍和评价了王希廉对于《红楼梦》性质、结构艺术、艺术表现手法,结构层次分析和人物的评点。

(6)杨志平《张新之<红楼梦>“品”评论略》(《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五辑),作者对《红楼梦》评点中尤其是张新之评点中的的“品”评现象、“品”评渊源和对“品”评的反思予以阐述,最后总结了品评形式和古代小说的批评。

(7)张庆善《张新之<红楼梦>评点得失浅析》(《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七年增刊),作者阐述了张新之评点成书经过并对张新之评点的形式,易学思想,注意到与其他古典名著的联系、姓名隐喻,艺术结构,人物等方面做了介绍和评价,另外,还指出了张新之评点的一些不足。

本文以《红楼梦》三家评本为研究底本,结合评点者的生平和思想,参考部分前人的评价和考证,拟从主题论、语言论、情节论、结构论、人物论及三家评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对《红楼梦》三家评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所摘引的《红楼梦》三家评原文,皆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的《红楼梦》三家评本,底本为光绪十五年上海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因对原文的引用较频繁,所以不再一一标出页码,只注明章回,特此说明。

第 1 章 《红楼梦》三家评作者及版本

1.1 评点者生平、思想

1.1.1 护花主人王希廉生平及思想

清代红学评点三大家之一的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他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对《红楼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他的生平事迹散见于此书的批序《剳记》以及他的《孪史》自序和同时期友人的序跋和杂著中。

学界一般认为王希廉的籍贯是吴县,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一书中,他自己在序文末尾标明“吴县王希廉雪香氏书于双清仙馆”,在他的《孪史》卷首也有“古吴王希廉雪香氏辑”字样,其友黄金韶和赵同钧也分别在序言称“吴门王雪香以手辑《孪史》一编惠余,余取而读之” “盟兄吴县王君雪香”。

对于王希廉的生卒年,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没有任何一份可考资料证明其生卒年的具体日期。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梦>与清代评点派》一文中大致推算王希廉生于 1800年,卒于 1876 年。

王希廉的家庭富有而又充满文化气息。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六明确记载到,他的父亲王仲沅做过广东的藩库大使。王希廉家庭富裕,能够有财力刻印插图本《三国演义》,而且在程高本出版不久,他就能刊印《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他的叔叔、哥哥和妹妹都很有文化修养,特别是他的侧室周绮是个极富才情的女子。据《历代妇女著作考》记载,周绮音律篆刻,诗词书画无不精通,王希廉能够见解独到的点评充满才情的《红楼梦》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她的影响。

一粟先生在《红楼梦书录》一书中引用资料,认为王希廉考中过举人 。而胡文彬先生认为这是印制错误所致,误将“王雪香希廉”印成“王雪香孝廉”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证明王雪香中过举人的直接证据,且王雪香一直以“东山冷士”自居,所以后者的可能更大些。

王希廉著作等身,除了和《红楼梦》相关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石头记评传》之外,最负盛名的是他的《孪史》一书。王希廉史学造诣精深,从他的呕心之作《孪史》一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孪史》所摘录的内容和编排名目看,王希廉的历史观是属于正统派,尊贤臣、孝行为第一。这与他的前人王夫之、李贽等人是完全不同的。”① 他的历史观和道德观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对《红楼梦》点评。

王希廉的文学观念在他的《见闻随笔》一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绝无巢袭与雷同,始信文人妙手空。收拾遗闻湖海内,包罗万象劝惩中。奇才自不随俗流,寿世终须备采风。谈罢竟忘诗笔拙,也留鸿爪蒲云东。”他对《红楼梦》的点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样的文学观。

1.1.2 大某山民姚燮生平及思想

姚燮,字梅伯,号野桥,别号很多,如大某山民、大梅山民、某伯、上湖生、复翁、复道人等,浙江镇海人。姚燮生于 1805 年,他的家庭保持着儒家传统,有着很好的古风。据说,姚燮小的时候是个神童,周岁时已经识字数百,五岁时就会作诗,读书一目十行,所阅读书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1826 年时,拔补弟子员,1834 年中举人,在此以后,姚燮广交文人学士,多次出游,在文人圈子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姚燮家庭经济情况很差,但他十分勤苦努力,具有很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广泛的兴趣爱好,诗词曲文无不擅长,这也为他能很好地理解并批点《红楼梦》这部文化的百科全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姚燮的创作从不因循守旧,都有自己的风格,被词章家所推崇,在音乐、绘画上也极为精通。他年曾旅居鄞县,在那里,他交友众多,宾朋满座,并在此结诗社,收弟子达数百之多。姚燮 22 岁进学,成为“甬上明秀才”,30 岁中举,此后 5 次考取进士失败,40 岁后放弃科考。他在科举和仕途上的不得意,恰恰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得意。由于没有公务缠身,他有了大量的时间在文学创作上。到他 1864 年去世,他的创作数量惊人,包括诗词曲赋文乐等诸多方面,但由于经济原因,他未能刊印,流传于世的大多数也属朋友帮助,更多的则已亡佚。

姚燮年轻的时候对小说戏曲就有浓厚的兴趣,中年对仕途彻底失望后,又重新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小说戏曲中。咸丰元年至五年,他在上海、苏州两地搜寻剧本,接着又批点《红楼梦》,作《读红楼梦纲领》。这篇文章写成于咸丰十年,自序中说明了已对《红楼梦》“章晰条分,余别有所著”。由此看出,对《红楼梦》的逐回评批的时间应早于作《读红楼梦纲领》,也应该在咸丰年间。姚燮兴趣广泛,著述颇多,所以没有集中精力
于一项事物,这也是他在学术上的一项欠缺。他在《读红楼梦纲领》自序中就提到“姑分为二册存稿,暇日校补完成,再行分卷可耳”,所以他对自己的这篇作品还是没有完全满意的。姚燮对《红楼梦》的评批据说是在《红楼梦》的一个抄本上,原书已在抗战时烧毁。从评点内容上看,“章晰条分”大概也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还只是计划。只因为姚燮是一代名士,所以被一些人用“大某山民”的名号冠名盈利。

《红楼梦》三家评中收录的姚燮评批都是署名“大某山民”的回末评。姚燮对《红楼梦》的评价极高,称此书为“空前绝后之书”,有“函古盖今之学”。姚燮的评点与护花主人王希廉的公允和太平闲人张新之的玄妙风格不同,他带着一种偏激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姚燮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绝意科举之前,受困 18 年。这 18 年中,他看遍了官场和科举中的黑暗面,再加上他为人正直,所以对《红楼梦》的评论自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激愤之情。

1.1.3 太平闲人张新之生平及思想

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妙复轩是他的斋名,籍贯生卒年不可考。① 在现存的资料中,对张新之的事迹记录很少,关于他的生平只能从《妙复轩评石头记序》和《五桂山人序》中了解一二。张新之的自序中说道,他一生居无定所,从小酷爱《石头记》喜欢和人分享感触,但谈得来的也只是一部分人。道光八年(1828 年),他在黑龙江时,开始点评《石头记》。到了 1831 年时,他回到北京时,由于事情众多,他暂停了点评,这时他已经批点了二十回。1832 年时,他把已经评点好的前二十回借给了自以为是知己的铭东屏,但铭东屏拒绝归还且弄失评点稿。这件事使张新之陷入低沉,并经常出现石头的幻觉。他于 1840 年时,携带《红楼梦》一书开始游历名山大川,不断向南,走过了很多风景名胜。到 1841 年秋季,他到了福建莆田继续开始批点《红楼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前期评点速度较慢,后期越来越快。到 1850 年,他完成了对 120 回的全部评点。

在福建莆田时,张新之结交了五桂山人。五桂山人看到的张新之是一个落魄的穷人,但对他评点的《红楼梦》非常喜欢。他对张新之的印象是“旷不羁中,却恬退安定”,两人交谈范围广,内容丰富,十分投机。五桂山人担心张新之性格疏懒,喜酒好游,不能完成对《红楼梦》的全本评点,所以经常催促他加快评点工作。两个人同游台湾时,也是三十万字的评点全部完成时,这时已经到了 1850 年。由于经济原因,张新之无法出版自己的评点,他自己也十分的无奈和悲伤:“力有未逮,姑俟之,其将来成之北,成之南,或仍归于泯灭无所闻,则非闲人所敢知也。”(《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之后,北京知名的收藏家刘铨福有幸收藏了张新之的评点,他还收藏了《红楼梦》甲戌本。刘铨福于 1867 年将张新之的评点借给了绵州的孙桐生太守,孙桐生十分喜爱,极为认同张新之的评点,所以倾尽家资将其出版,书名为《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这个版本虽然出版不多,但使张新之的评点能都很好的推广开来,最终成为三家评本《红楼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1.2 《红楼梦》三家评版本

这个版本的主要刊本有:

1、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光绪十年甲申仲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此本既云在铅印之前,但华阳仙裔序称光绪十四年,一本题‘光绪十年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亦有华阳仙裔序,故存疑。”。“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此本既云在铅印之前,但华阳仙裔序称光绪十四年,一本题‘光绪十年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亦有华阳仙裔序,故存疑。”

2、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戊子仲冬沪上石印”。“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

3、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己丑仲夏沪上石印”。“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

4、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壬辰仲夏上海石印”。“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一本题:“壬辰仲夏文选石印”,全同。以上几种,书首均有华阳仙裔光绪十四年小阳月望日序,内容及版式均同,当属同一系统。

5、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一百二十回。封里题:“铁城广百宋斋藏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扉页背面题:“己丑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卷首内容同光绪十年本,“但绣像仅四十二页”,“正文每面十八行,行三十九字。”

6、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背面题:“光绪戊申九月求不负斋印行”。“但华阳仙裔序末署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望日华阳仙裔识’”,“多评论六条,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一页(前图后赞),通灵宝玉、辟邪金锁二面(图赞同面),宝玉、黛玉二页(前赞后图)”。另有绣像十八面,“图赞同面,多错乱。”“正文每面十八行,行四十字。”198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红楼梦》三家评本,就是以光绪十五年上海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为底本整理出版的。

第 2 章 《红楼梦》三家评对主题思想的多面阐释

2.1 文以载道 劝善惩恶

中国古代小说在承认“道”的正统性基础上,往往都重视教化功能。王希廉在他的《护花主人批序》中就申明了这一点。他说:“《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他认为小说在宣扬道义,教化人心上可与经史诸子并肩。虽然他的文学观念还不够先进,但他把小说从稗官野史提升到与经史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对小说的理念仍然停留在正统观念的束缚之下,没有看到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只是看到其功能性作用。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有密切关系。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员家庭,所受的教育都是儒家正统教育,秉持的观念也都是儒家正统观念。所以在他的评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传统观念的价值立场痕迹。

在他看来,《红楼梦》能够“善恶报施,劝惩重戒,通其说者,与神圣同功”, 所以有“劝惩”意义。王希廉认为,《红楼梦》这类小说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他思想价值意义,而不是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他在第一回回末评中有云:“葫芦庙有二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比虽是小说,而包罗万象,离合悲歌,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像这种劝善惩恶的思想在他的评点中经常流露,他看重小说,也是看中了小说在宣传传统儒家思想和劝善惩恶的重要作用,所以他的批点更带有封建道德伦理色彩。

2.2 重“明明德” 妙用易理

太平闲人张新之是提出《红楼梦》“性理说”的第一人。他认为,《红楼梦》这部旷世之作虽然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但在使人性情变化方面比《金瓶梅》更甚。

张新之认为,大部分人在阅读《红楼梦》之后,只是感悟了其中的儿女私情并对其产生向往,而对这部书反面蕴含的更大的真理视而不见,即使能够稍感一二,也最终不能脱离情海。张新之的评点正是要把作者的本意和反面所蕴含的本意展示出来,帮助读者更好的领略全书的真谛,指明作者思想意蕴的正确内涵。

他在《<石头记>读法》、回末评和夹批中都写到了从他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的主题意蕴是什么:隐演性理,“全书无非《易》道”,“不过《大学》、《中庸》”(《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他在《<石头记>读法》中还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可见,张新之认为,全部《红楼梦》都是在阐发《四书》、《五经》大义,遵循儒家教诲。张新之认为,在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中,宝玉明说“不过《大学》、《中庸》”,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宝玉明说“‘明明德’外无书”这两处是作者宣扬儒家教义最直接的证据。此外,他还在第一回夹批、第二回回末评、第五回回末评、第二十三回回末评等多处点出了作者隐透儒理的地方。

张新之认为《红楼梦》中的扇子有大寓意。他说:“扇,善也。撕扇,思善也。”(三十一回回末评)从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到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短短的四回中写了晴雯喜听撕扇,佳蕙收拾破扇,湘云说扇用扇,宝玉忘带扇子,袭人及时送扇,王夫人用芭蕉扇六件关于扇子的事情,由此可见作者的思“善”之情。张新之还看到“善”的反面,王熙凤送给尤二姐的丫鬟名为善姐,而善姐却百般折磨羞辱尤二姐,这个“善”就是从反面以警示。他进一步强调“惟善足以制恶,是乃制阴恶文字,善乃正面,人不得而知之矣。”(第六十八回夹批)

张新之还特别善于从《红楼梦》对生活小事的描写发现大道大义,见微知著。如他在三十二回的夹批中写到“蹬靴之为踏实地,摇扇之为拂其本心也。”又如他在九十一回夹批中写到“洗脸对前吃饭,总是《大学》,切莫作闲文看。”尤其是在六十二回宝玉庆生时,众姊妹随便挑选准备送宝玉的生日礼物这件事被张新之看作是有大内涵大关联。他把一扇看作内心之“善”,是《大学》的“在明明德”;一幅字看作是《春秋》的褒贬之意;一幅画看作是《易》书的奇偶之变;一首诗看作是《国风》的嬗变。这些体现了《红楼梦》演《大学》,以《周易》明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的意旨。所以,张新之认为只有“明明德”才是一部《红楼梦》的“正旨”(一百二十回夹批)。

张新之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的想法,那就是《红楼梦》通篇演绎着《易》道。张新之这个认识的基点在于刘姥姥这个重要人物。他最开始认为刘姥姥不过是“插科打诨如戏中之丑脚,使全书不寂寞设也。”但他看到刘姥姥三进贾府时,贾府已物是人非、衰败颓丧,这时不需要一个能够说笑之人了。经过他苦心孤诣的研究,认为刘姥姥是在演《易》理,进而推广至整部书。他之所以这样分析刘姥姥这个人物,原因是:“刘老老,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姐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故入手寻头绪曰‘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人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三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而成《坤》。”(《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张新之认为刘姥姥“老寡妇无子息,阴不生也。久经世代者,贞元运会,万古如斯。而圣人作《易》,扶阳抑阴,及至无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真种,必谨谨保留之,是则所谓刘老老也。”(《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而其他形象,如王太医、王道士、包勇、傻大姐等都是刘姥姥的生发,人物不一,内里却是一样的。所以,张新之认为《红楼梦》“满篇《易》道,左右逢源。”(第三十六回回末评)

由此推演,张新之把其他人物都用周易符号来表示,来解构。如他说元春是泰卦,故行大;迎春是大壮,故行二;探春是夬卦,故行三;迎春是乾卦,故行四。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夬转为剥,惜春乾转为坤。他还用《易》来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脉络。如他在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夹批中写道:“园中宝、黛、钗、迎、探、惜、李,计七处,此数岂敷供膳耶?作者洞明练达,何支离若此,是固以矛盾演《剥》也。”张新之用《易》来解释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代替了对艺术价值的分析,使书中的人物变成了符号系统。

张新之用符号易理批点的方法并不是古今第一人,而是有先例的。著名评点家金圣叹曾经对《水浒传》中的“嘉祐三年三月三日”批曰:“合成九数,阳极于九,数之穷也。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脂砚斋也曾用这种方法分析十四回中为秦可卿路祭的官员,并得出结论:“此所谓十二支寓焉。”(庚辰本眉批)张新之沿用并发扬了这种方法,“当时读者自其中获益者还是大有人在”,尽管多数学者认为这其中的大部分仍属于张新之的猜度和自我想象,但对今天的小说理论批评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3 感叹巨变 专述盛衰

王希廉认为《红楼梦》一书的创作起因是,作者曾经经历了大观园的繁华,多年之后旧地重游,已是物是人非,风光不再,不禁有沧海桑田巨变之感。为了缅怀过去的情事,隐匿实名,用“假语村言”作成此部小说。王希廉指出,《红楼梦》一书包含广泛,翰墨“无不精善”,技艺“巨细无遗”,人物“色色都有”,事迹则“事事皆全”、“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非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护花主人总评》),然而全书叙述的最主要内容就是贾府的盛衰情事。他将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看做是贾府由盛转衰的重大关键处。

同时,他经常用“反衬”、“反照”、“反跌”来对贾府的盛衰进行鲜明的对照,如第十四回写凤姐之才干,葬礼之隆重,祭奠之热闹有序“反衬”后来贾母后事的潦草慌乱;第三十七回和三十八回写诗社之热闹,欢快“反照”后来众人陆续离散;六十八回写凤姐为尤二姐一事串通官府,上下其手,显示出贾府权势熏天,“反跌”后来被抄家时的破败场景。王希廉使用此类批点有十几条之多,且均出现在前半部。他认为从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开始,贾府渐渐开始衰败,很多盛时的描写都可以和后来衰败的光景对照起来,集中体现了全书专叙盛衰情事的主题思想。

但是,王希廉又在《护花主人总评》中说:“《石头记》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者而论 ,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二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确是主中宾。至副册之香菱,是宾中宾;又副册之袭人等,不能入席矣。读者须分别清楚。”他这段话的意思是,《红楼梦》主要描写的是贾府盛衰情事,因为宝钗和宝玉的亲戚关系,命运也有所关联,所以对薛家的事情也用了很多笔墨,但在分量上仍是在贾家之下。另外,在叙述贾府盛衰的过程中,宝玉、黛玉、宝钗是主要人物,是全书叙述的主要线索,其他人物尽管也属薄命之人,但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及他们三个。

王希廉认为,黛玉是宝玉的意中人,宝钗是宝玉的镜中人,三人理应是不可分割,所以宝钗有歌赋,黛玉有琴操,宝玉也要有些作为;宝玉生病,黛玉生病,宝钗也应患病,这样他们才算一路人。不过,在于宝玉相处的过程中,黛钗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黛玉处处不放过宝钗,宝钗也处处留心黛玉。但最后宝玉和黛玉终究有缘无分,宝钗与宝玉结成连理。宝钗出嫁之日,也是黛玉仙逝之时。宝玉最终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宝钗守活寡度日。这些构成了宝黛钗的爱情悲剧。这三个主人公的发生的事件构成了推动情节的主线,《红楼梦》的盛衰主题正是通过这一主线表现出来的。

2.4 世态之幻 无幻不搜

姚燮的思想是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他一生中又经历了仕途失意、国破家亡等坎坷,所以对现实生活产生了迷离感,使他产生了人生如梦,亦空亦幻的感受。《红楼梦》在对纷繁复杂、肮脏混乱的世间进行描写时,经常性的插入性空的观念,这使姚燮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所以,姚燮认为《红楼梦》最大的主体特征就是空幻,概括起来,就是世态之幻、无幻不搜。他在第一百一十六回回末评中说:“是书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掺入!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

在他看来,全书的最主要意图就是要“唤醒世人”,所以用《好了歌》来警醒众人,“《好了歌》醒世最为晓畅。惜恒河沙中,绝少领路人”(第一回回末评)。《好了歌》道破了人生的真谛,所谓人生中最重要的功名、金钱、妻妾、儿孙不过是人生的一场虚华大梦,是非成败转头空,可是能像士隐一样悟道的又能有几人?姚燮还在十六回的回末评中对比说道:“元春封妃,似乍入梦境;秦钟身故,似已到梦境。一热一悲、一热一冷,两两相形,无异邯郸一梦,足令读者悟盛即是衰、泰极必否之象,谓之小梦,谁曰不宜?”所以,在姚燮看来,无论是天大之喜事还是身故之巨悲不过都是虚幻的一场梦,不用当真、不必较真,只要归真。

对于一部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红楼梦》来说同样是这样。王希廉和张新之都认为《红楼梦》一书是在宣扬儒家大义,使人们能够更好的遵守传统规范。这和两人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有很大关系。王希廉和张新之都是深受儒家教化,头脑中的主流观念自然为儒家所统治。不同的是,张新之还认为《红楼梦》一书在“隐演”《易》理。这也和张新之的个人经历有关,张新之一生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喜好交游,本身带着道家的飘逸之感,后来又结交五桂山人,更使他思想趋于玄妙。他的这个观点非常奇特,前人没有提过,后人也很少有赞同的。他把书中的人物看成了一个个枯燥的易学符号,把情节的演进看做五行八卦的推理运算。这完全忽视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有他的合理性,《周易》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本身就具有指导一般事物的性质。《红楼梦》中的很多事物与《周易》想表现的道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希廉还认为全书重点在叙述贾府的兴衰史,这和王希廉酷爱历史有很大关系。王希廉十分精通历史,并且抱着正统的历史观。而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在盛衰互递的环形结构中前进的,所以,用史学眼光看全书,更大的程度上是看到了贾府的兴衰过程并发出感慨。姚燮把《红楼梦》当成一场“梦”来看,认为其主题是空幻,强烈突出了人生的虚无性。这和姚燮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姚燮非常聪明,博览群书,富有才气,但连续五次科举考试失败,势必会对姚燮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所以,姚燮由自身的感慨出发,更多的看到《红楼梦》的虚幻主题,并进一步认为全书在唤醒人们放下功名利禄,不必把世俗的悲喜苦乐介挂于心。这种看法虽然体现了《红楼梦》的一个侧面,但是过于消极,并不可全取。

第 3 章 《红楼梦》三家评对情节结构的深入探索

3.1 根据线索 确立总纲

王希廉是最早提出对《红楼梦》进行整体结构分析的评点家。过去对《红楼梦》总纲的理解有多种多样,有认为是第一回的,也有认为是第二回的,还有认为是第四回的等等,“比较起来,还是王希廉的第五回为总纲的见解符合小说的艺术实际”。

王希廉之所以把第五回看成是全书的总纲,原因是“一回至四回,已将贾、王、史、薛亲戚家世,大略叙明。黛玉、宝钗,已与宝玉合并一处。入后应细叙居恒情事,然十二金钗尚未点明,若逐人另叙,文章便平芜琐碎,故以画册、歌曲将个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点出,后来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贾氏宗支可借冷子兴口中细说,所以撰出一梦,在虚无飘渺之境。梦是幻仙,笔亦仙幻”(第五回回末评)。

所以,王希廉认为宝、黛、钗的爱情线索是全书主线,前四回的作用是把三人聚在一起,又把整个故事的背景环境和人物关系讲解明白,前四回起了铺垫作用。作者在第五回中演绎了十二钗的一生,既为后来十二钗的发展走向埋下了伏笔,又使读者对最后的结局有一种模糊性观看。所以,王希廉详细评论了十四首《红楼梦》曲的隐意,他把第一曲看成是总起,最后一曲看成是总结,中间十二曲分别和十二钗相对,揭露了他们的命运结局,这是他坚持对《红楼梦》作整体观照的重要体现。他在第五回回末评中说:“第五回自为一段,是宝玉初次幻梦,将正册十二金钗及副册、又副册二三妾俾点明,全部事情俱已笼罩在内,而宝玉之情窦亦从此而开。是一部书之大纲领。”第五回的这一梦,将十五个主要女性角色的命运全部说出,王希廉将第五回放到全书的情节结构中进行总体观照,得出第五回是总纲的结论。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全书的悲剧性质,“看出作者的腹稿”。

从以上分析看来,王希廉将第五回作为全书的总纲是完全正确的,理解好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红楼梦》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情节。激赏《红楼梦》高度创造性的评点家,都会赞扬《红楼梦》作者勇于打破“大团圆”结局,不落前人俗套的气魄,以悲剧结尾。但是,如果在《红楼梦》到底哪一回才是总纲的问题上产生疑问,势必会影响到对《红楼梦》悲剧性质的理解。作者到底描绘的是谁的悲剧,是什么样的悲剧?

如果把第四回作为总纲来看的话,那么就会把贾府的衰落看为全部书的中心,也会把贾府长辈这样的封建代表人物看为悲剧的主要人物,把封建社会大家庭的地位的下降,财富的流失,爵位的失落看成是这部悲剧的重要特征。所以,如果把第四回作为总纲,那么就会视《红楼梦》的悲剧为贾家这个封建大家庭破落衰败的悲剧。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全书众多的人物之中,给人以最大悲剧感受的无疑是宝玉、黛玉等青年一代,他们受封建主义传统的束缚、迫害,最终走向了悲剧结果。而贾赦、贾珍被削去爵位,宁荣二府被抄家以致衰落,并不能算是悲剧的主要特征,也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把四大家族的衰败破落看作是悲剧则不能正确理解《红楼梦》的悲剧实质。如果把第五回视为全书的总纲,那么对全书悲剧性质,对象的理解则完全不同。我们会看到封建大家庭的破败只是次要的,是表象,而“怀金悼玉”才是真正的悲剧主题。青年男女向往自由,渴望真情,他们想走一条不同于前人的“新路”。但是,在强大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传统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他们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或夭亡或遁入空门。这种美好的愿景和追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遭到彻底的打击,这才全书真正的悲剧内涵。

现在,有很多红学家把前五回视为一个整体,认为这一大部分在全书中起着总纲的作用。王希廉并没有把前五回视为一个整体,但也是在从第四回到第五回的渐进构成中确立了第五回的总纲地位,这和把前五回视为整体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那就是看到第五回对全书的统领作用。所以,他的总纲提法还是很有意义的。

3.2 “荒唐”为表 “实录”为里

王希廉对《红楼梦》的赞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红楼梦》创作的“实录”原则。《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只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而王希廉在《护花主人总评》中强调:“此书虽是荒唐,却是实录其事并非捏饰”。所以,在王希廉看来,《红楼梦》“荒唐”为表,“实录”为里。

他认为整部书都取自作者的亲身经历,是真人真事,而“荒唐”只不过是修改了一些枝末,增加书的可读性而已。但是他又说:“书虽实录其事,而隐藏真迹,假托姓名,演为小说,以供葫芦一笑耳。”(第一回回评)他的这两个说法看似矛盾,其实正表明了他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两者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小说不是历史,艺术创造和艺术加工是必须有的,作者所说的“真事”,是自己多年的经历,而“假语村言”就是对“真事”的艺术加工和改造。所以,王希廉和作者都赞同把切身经历改造成文学艺术。同时,王希廉注意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实现“供葫芦一笑”的艺术效果。

3.3 情节多样 为表性格

红学评点家普遍认为《红楼梦》中的情节都能够很好的体现人物性格,而且体现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王希廉对此论述的最为全面。他在第五十五回回末评中写到:“要写探春才能,必须令其管事。若非凤姐久病,虽有正事,探春无因可管。故借凤姐之病,徐徐写起。”王希廉认为在大观园的众姊妹中,探春是最具才干的,然而只是日常小事,无法展现探春的才能,就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王熙凤作为“第一责任人”,探春也无法插手其中。所以,借凤姐病倒之机,由探春掌理家务,才能彻底把探春聪敏灵慧、善言能干、具有远见卓识的闺中女子形象烘托出来。她一上任就受到吴新登家的故意刁难,但通过她敏觉的观察力、过人的气概迅速纠正了偏差,使丫头媳妇们不敢小瞧,并且她拿贾府最有权的王熙凤和最娇贵的宝玉进行“杀伐”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除去了弊病,又使下人得惠,最终树立了威信,让人敬佩。

除了探春理家这类大事情以外,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也往往能够很好的体现人物性格。王希廉在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回末评中说到:“借晴雯口中补写宝玉与碧痕洗澡,借宝钗、黛玉口中补写湘云假扮宝玉及扑雪人儿情事,觉有善戏美女跳跃纸上。”宝玉常与“群俾有洗澡之谑”。 宝玉这次和碧痕洗澡长达几个小时,出来以后到处都“汪着水”。张新之在这回的夹批中认为“是暗《金瓶梅》,是意淫”。这一切都体现了碧痕“善戏”的特征。王希廉评点的第二件事是说史湘云小时候穿宝玉的衣服装宝玉竟骗过贾母及她穿了贾母的大红猩猩毡斗篷玩雪人却摔倒弄了一身泥,书中叙述仅短短二百余字就把湘云活泼可爱、顽皮好动、天真可爱的形象烘托纸上。这两件小事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意聊天带出来的两件小事,并没有专门的刻画描写却把两个“善戏”美女表现的活灵活现。

另外,通过一件事还可以表现出多个人的个性特点。第四十六回中,贾赦意图收鸳鸯作妾,对这件事,王希廉有评云:“此回贾赦要鸳鸯,为一百十一回鸳鸯自缢之根由。虽是单写一件事,又夹写邢夫人愚懦,王凤姐乖。”邢夫人力促讨鸳鸯这件事原因很多,一方面,鸳鸯对贾母的财物知根知底,若成为贾赦之妾也便于邢夫人“弄来老太太的钱”;另一方面,鸳鸯家是贾府知根知底的世代奴仆,总比外边买来的放心。但归根结底,最大的原因是邢夫人为了顺承贾赦,讨贾赦的欢心。连贾母也讽刺她说:“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第四十七回)。

相比之下,凤姐对此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第四十六回),她敏锐地发现这件事绝不可行,弄到最后也是大家无趣。但她在反对邢夫人而受到指责后,转而顺着邢夫人的意思说,先把邢夫人哄高兴,进而在荣府里使出抽身之计,巧妙的避开了所有嫌疑,最后又出面来圆场,把贾母逗乐。整个过程手段高明,不留痕迹。所以,通过这一件事,邢夫人的愚弱短浅和凤姐的机滑应变全都跃然纸上。王希廉还进一步看到《红楼梦》善于从“一件极没要紧事,写出无数人情物理”(第五十七回回末评)。如在赵姨娘为赵国基请赏一事中,探春的聪敏公道,李纨的忠厚仁慈,宝钗的冷眼旁观,奴仆的骄纵欺生,平儿的识大体,凤姐的远筹谋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希廉还意识到《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具有信息量大,高度概括总结等特征,只通过少量事件就能把人的综合性格表现出来。如他在第十五回回末评中有云:“凤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胜言。若逐事细说,冗杂锁烦;若一概不叙,又似虚狂。故就铁槛寺弄权及后文尤二姐事最恶最险者细写原委,以包括诸恶孽。”王熙凤是全书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全书一半以上的内容都写到了她,书中的不同事件分别对她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刻画描写。如协理宁国府表现了她的能力和才干,毒设相思局突写了她的心狠手辣,大闹寿宴表现了她在贾母心中的重要性。另外,她和不同身份、地位人等之间的交谈也显示出了她的机智和诙谐。但在王熙凤众多事情中,最能表现其“诸恶孽”的正是王希廉所说的弄权铁槛寺和计杀尤二姐两件事情。这两件事集中体现了王熙凤的计略和手段,还显示了她的阴狠毒辣和视财如命的性格特点,也就不用“逐事细说”了。

3.4 根据盛衰 成廿一段

王希廉特别注意分析 120 回本《红楼梦》的结构,他在回末评中阐明了自己对《红楼梦》结构的划分是基于贾府盛衰的变化。他在第一回评批的观点就认为作者是感盛衰而作此书。王希廉根据贾府兴旺将整部《红楼梦》分为二十一大段,他认为从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到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是第六大段,这部分写元春归省,大观园开始热闹,是贾府的兴盛时期;从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到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为第十一大段,是贾府鼎盛辉煌时期;从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到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是第十四大段,这部分异象叠起,已露出贾府衰败苗头;从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到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为第十七大段,这部分悲祸之事连发,已是贾府衰败之象;从一百零四回“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到一百一十二回“活冤孽妙尼遭打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在这部分里,宁、荣两府已经破败不堪,根基尽毁了。王希廉认为这五大段正是贾府渐盛、极盛、转折、渐衰、极衰的主线过程。

王希廉认为第九十四回是全书重大转折之处即贾府由盛转衰之处,因为从四十四回凤姐庆生辰意外生枝之后,凡有筵宴就会有不幸之事出现,到七十一回史太君过大寿之后,贾府衰败之势愈加明显。到赏花妖、失通灵之后,元春暴病而亡,宝玉混沌疯傻,宁府被抄家,贾母凤姐相继病亡,以至盗贼蜂起,巧姐被卖,种种不吉全部出现。王希廉不光以贾府盛衰的观点来剖析《红楼梦》结构,还看出《红楼梦》内在的宝、黛、钗情势结构,并且认为情势结构与盛衰结构具有一致性。他说“《石头记》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护花主人总评》)王希廉认为,在贾府兴衰的整个过程中,宝、黛、钗作为主要人物,是叙述的主要线索。作为“一个有感觉力而且观察入微的批评家”,王希廉看到了宝、黛、钗三位主角在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们感情线路与贾府兴衰之间的潜在关联,这种认识是超前的也是准确的。

王希廉关于贾府兴衰的结构划分始终与贾宝玉的感情是密切关联的。在贾府兴旺之时,宝玉的爱情在六、七、八三个段落集中体现。元妃省亲是荣府的巨大荣耀,把贾府推向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第十三回)。大观园里住进了宝玉和姊妹们显得一片生机昂然、灵动活泼。宝、黛二人的爱情在大观园里开始萌芽,逐渐开始了纯洁的交往。这三个段落里多回对宝黛爱情进行了富有感染力的描写,如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二十回“林黛玉俏语谑娇音”、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三十二回“诉肺腑情迷活宝玉”、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等,都具体描写了宝黛爱情美好的积淀过程。在这三个段落里,宝玉也经历了两次大的波折,分别是被魇胜之术折磨和被贾政施以棒刑,黛玉对宝玉的心疼怜爱表现的十分明显,而宝钗相比之下却一直把持着自己,不轻易显露于人,所以直接描写宝、钗情感的只有两处地方,分别是二十八回的“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和三十六回的“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宝钗自从客居贾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出对宝玉的感情,相比宝、黛爱情的直接、纯粹,宝、钗直接的感情一直是隐忍的。但宝钗的“贤德大方”得到了贾母和王夫人的欣赏,贾母和王夫人是宝玉婚姻的主宰者,这也就为“金玉良缘”胜“木石前盟”埋下了种子。在贾家逐渐走向末路的过程中,对宝玉情感的描写主要体现在王希廉划分的十四、十七、二十三个段落中。从七十回贾府出现悲凉景象后,一连串的不幸之事接连发生:

薛蟠娶河东狮,迎春嫁中山狼,花妖作祟,通灵丢失直到元春暴病而亡。在贾府多事之秋时,宝黛爱情也在不断遭受打击,直到黛玉仙逝,宝玉遭受致命打击,宝黛爱情也彻底终结。由此观之,王希廉看到了宝玉的情感发展与贾府兴衰之间的潜在联系,所以宝玉的婚姻也是受到贾府在利益关头选择的影响。

3.5 通身结构 一气回环

王希廉对一百二十回全本进行结构层次分析,把全书分为二十一大段,并进一步把大段里分出小段“或夹叙别事,或补叙旧事,或埋伏后文,或照应前文,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板不乱”(《护花主人总评》)。所以,他完全把全书全部章回看做是完整的,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具有一致性。

与王希廉相同,张新之也认为《红楼梦》120 回是一个整体,前后紧凑严密,不可分割。他在《石头记读法》中强调:“百二十(回)大书,若观海然,茫无畔岸矣,而要自有段落可寻。或四回为一段,至一二回为一段,无不界划分明,囫囵吞枣者得。闲人为指出之,省却多少心目。”

他认为即使是一百二十回本的巨制《红楼梦》也应进行结构层次分析。而《红楼梦》的前 80 回和后 40 回并非一人所著,这是人所共知的,张新之虽然发觉到了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但仍着重说明在结构问题上,全书具有一致性。他在《石头记读法》中声明:

“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跟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赠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夹杂增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会不能也。”

虽然前 80 回和后 40 回并非一人所作,但章节接顺有理,过渡自然,确实算一个“五脏俱全”的整体。

另外,张新之把全书的通体结构分为三大支,这三大支没有层次上的差别,而是按人物的主副形势来分的:“是书又总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试云雨情,至三十六回梦兆绛云轩为第一支,以刘老老为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钟受之,以北静王证之。自四十三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为第二支,以鸳鸯为主宰,以薛宝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证之。自七十一回无意遇鸳鸯,至一百十三回凤姐托村妪为第三支,以刘老老鸳鸯合为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证之。是又通身大结构”(《石头记读法》)。张新之在把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以人物为中心把结构分为三支,这在划分小说结构时非常少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启示意义。

姚燮与王希廉、张新之在《红楼梦》结构问题上的观点不尽一致,他并不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中,但是他也认为:“(第五回)是大开,一百一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缘起,一百一十六回以后之四回是余波”(第五回回末评)。

其中的“大开”即是“开头”,“余波”即是“结尾”,第五回到一百一十六回是中间,这种认识符合对小说传统结构的认识。因为小说评点的来源之一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其中包含了八股文法,这种文法强调全文结构统一,也强调文章结构中的“起、承、转、合”,在小说评点领域,这样的结构方式有了特殊的审美意义。

王希廉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大段落,体现了中国审美意识中的结构方式,承载了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概念。从这二十一大段中,也可以看到起、承、转、合的结构特质。第一到第五回介绍了背景和纲领,是起股;第六回至六十二回是承股,通过元妃省亲和刘姥姥进大观园表现贾府正处在“烈火烹油”之盛;第六十三回至九十八回是转折部分,贾府异象迭出;第九十九回至一百二十回是合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了贾府的衰败及各个人物的结局命运。他指出:“第一回为一段,说作书之缘起,如制艺之将起,传奇之楔子”;“第五回为四段,是一部《红楼梦》之领”。缘起、楔子、纲领这些结构学语言体现了传统文章学中具有生命化的文章概念。王希廉通过对贾府盛衰的感悟,划分出盛衰结构,这样的方式不只推动者情节的进行,也具有了特别的审美价值,情节的起伏给读者以情绪的跌宕和心灵的震撼。

姚燮对《红楼梦》的认识有别于他人,他在第五回回末评中说到:“此回是大开,一百一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缘起,一百一十六回以后之四回是余波。”第五回是大开揭示了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命运和主题:“是书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掺入!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第五回回末评)。第一百六十回是“大合”,最后四回是“余波”,即完整的结尾。姚燮认为,全书的“缘起”、“大开”、“大合”、“余波”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回环一气。这样的结构安排也蕴含着人物一生的起伏和家族盛衰的转变。

王希廉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认识在很多方面是具有开创性的,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对于哪一回或哪几回是《红楼梦》的中心章回,一直是有争议的。王希廉大胆而准确的提出“第五回总纲说”,把抓住了全书的关键和核心。将第五回看做全书的核心章回可以更好地把握全书的悲剧性质,真正的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王希廉还通过点评探讨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这一重要的文艺理论关系涉及到了文学创作理论。他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很好的统一起来,认为《红楼梦》是“荒唐”为表,“实录”为里。其观点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那个“影射说”流行的年代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王希廉还叙述了情节在展示人物性格方面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情节既可以止描写某一个人物的某一方面性格,也可以一次性展示多个人物的对照性格,还可以通过集中性时间表现一个人物最主要的性格方面,较为深入的阐明了情节在表现性格方面的作用和规律性质。对于《红楼梦》进行层次结构分析,王希廉是第一人。他及其用心的将整部书分为二十一个大段落,他的划分晰明了贾府盛衰的整个过程,并结合宝、黛、钗的感情发展晰明了三者情势的发展脉络。他的划分符合一定的规律性,也对广大的读者更好地理解《红楼梦》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红楼梦》的网状发展结构使全书并不停留在简单的一条线上,所以,二十一段的划分法对部分情节线路起到了人为的割断作用。

三家都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前后连贯,顺接自然,具有独特的情节审美意蕴。尤其是王希廉和张新之坚信这一百二十回出自一人之手,这也促使他们对“通身”结构多有研究。经过现代红学的快速发展,大量证据已经表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是,三家所处的时代还是清朝中晚期,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所限,他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点。他们对一百二十回出自一人手的认同,其实是对后四十回的肯定,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后四十回的结构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 4 章 《红楼梦》三家评对语言人物的艺术开掘

4.1 人物语言 个性鲜明

王希廉特别注意到《红楼梦》中各类人物鲜明的个性语言,对此他十分称赞。他认为不仅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也有自己的个性语言。如兴儿只是书中的一个“龙套”角色,但他在向尤二姐介绍贾府时,语言特色十分鲜明,既诙谐可爱又油腔滑调,把自己的性格展现的十分丰富。王希廉也准确的评价他:“妙语解颐,恰是童儿口吻”(第六十五回回末评)。

他对主要人物的个性言语评价更为精要。在八十二回中,当惜春得知黛玉再次发病时说:“林妹妹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真起来,天下哪里有多少真的呢?”对此,王希廉一语中的说这是“出家人口气”(八十二回回末评),使人们看到一个“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形象。又如,对于黛玉临终景象,王希廉在九十八回回末评中说:“黛玉临终光景,写的惨淡可怜,更妙在连呼‘宝玉’,只说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气绝,描神之笔。”他的评论和黛玉的形象极为相符,试想如果黛玉喋喋不休的声讨宝玉或是能够说话却一字不说都不是黛玉这个人物本身的性格,“宝玉,你好”这四个字精妙无比的和黛玉本身结合在一起,把黛玉临终的愤恨、幽怨、伤心、悲痛一齐迸发出,是最为恰当的“描神之笔”。

张新之也特别注意人物语言和人物个性之间的关系。在第九回周瑞送宫花一事中,黛玉说:“别人不挑剩的也不给我”。张新之对此评论到:“与宝钗对照,是何口角!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者,固如是乎?杀机也”。在这里,张新之明确提到了黛玉个性化的“口角”,即黛玉个性化的语言。第八回中,黛玉去宝钗住处,碰巧看到宝玉也在,遂说:“哎呦!我来的不巧了!”宝钗回问:“这是什么意思?”黛玉道:“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清,也不至太热闹。”张新之对此评论道:“‘来’字如珠走盘,伶俐尖酸,口角逼肖。”这里的“口角逼肖”正是指的是这才是黛玉说的话,符合黛玉的性格特点。

张新之还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揣测人物的个性心理。在第二十五回中,王熙凤说吃了我家的茶就要给我家做媳妇,黛玉听了“啐了一口”,张新之评论道:“心许之”。对此,张新之看的十分准确。

4.2 臧否人物 爱憎分明

三家评对人物的情感往往表现得十分鲜明,这和评点者的个人感情有很大关系。三位评点家虽然处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但个人感情十分丰富。他们在对《红楼梦》批点的过程中倾注着自己的感情,所以对书中的人物往往有着自己的好恶,对人物的感情也十分鲜明,这在他们的评点中能够多次体现。

姚燮尊林贬薛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三十六回回末评中,他说“前段写分例银,是花姑娘,分为正而名已定也。此段写梦中语,是薛姑娘,名为正而分已定也。吾为颦儿晴姐叹焉。”姚燮对人物的品评既是恨及“影身”,也是爱屋及乌。他对宝钗的不满也直接影响了他对宝钗影身袭人的厌烦,他对黛玉的怜惜同时影响到他黛玉“影身”晴雯的喜爱。七十七回回末评中说道:“晴雯临走,绝不作一乞恩词说,可怜颜色,于生死患难交,足战风概焉。”这一评价既贴切晴雯的性格,也表现出姚燮对晴雯的既敬又爱。但令人不解的是姚燮的《<红楼梦>总评》八十条,对人物多有褒贬,对女性人物连傻大姐、多姑娘都有评述,却对黛玉只有一句“兼美为钗黛关锁”。

除了黛、钗二人,姚燮对其他角色的感情往往也表现的很分明。在抄检大观园一事中,无事生非的王善保家的被探春打了一巴掌,姚燮毫不避讳的说:“仅仅一掌,我尤恨其少。”(大某山民总评)对于尤三姐这一形象,姚燮直接表达自己的敬慕:“脱令今有其人,我欲旦暮遇之,倒地拜之”(第六十五回回末评)。

与姚燮的观点不同,王希廉一直抱持着尊薛贬林的态度,这在他的评点中直露不藏。他在第八回中评论黛玉为宝玉戴斗笠一事,说“若是宝钗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话来。今默一无语,真是大方女子,两相形容,文章细活。”对于第二十九回中黛玉说宝钗平时注重别人所带东西一事,王希廉评说:“黛玉说宝钗专留心人带的东西,有意尖刻;宝钗装没听见,亦非无意,只是含混不露。”对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事,他说:“黛玉心事向宝钗实说,不但写黛玉平日多心,且见宝钗贤德。”王希廉还多次夸宝钗贤德,对六十四回宝钗规劝黛玉一事,他评论说:“宝钗读说贞静为主,亦与黛玉等不同;的是贤妻好妾。”在夸奖宝钗见识方面,他说:“宝钗说汤是宝蟾做的,该捆起宝蟾,一面报官,一面通信与夏家,更为老到细密。才女见识,高出贾琏几倍。”(第一百零三回回末评)

由这些评论可见,姚燮对宝钗的赞赏是多方面的,既有性格方面也有外在表现的,还经常通过贬黛玉来褒宝钗。在对宝钗不幸遭遇方面,姚燮往往抱着同情的态度。在一百九回中,姚燮在回末评说道:“宝玉一生原是梦中人,梦中境,宝钗欲以梦醒之,是慧心人作用。无如两夜无梦,白费宝钗苦心。”“王夫人与宝钗一样流泪,两样心事。王夫人是说话伤心,宝玉是慧心窥破,所以王夫人尚可明说,宝钗竟有不能说之苦。”和对宝钗的怜爱不同,姚燮一方面认为黛玉性格不好,另一方面也认为黛玉是薄命之人。

他在二十三回回末评说到:“花冢埋花,虽是雅事,却是黛玉结果影子;黛玉听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许多古诗,伤心落泪。短命人往往如此。”他在二十七回回末评中说得更加无情:“黛玉哭花冢末句云‘花落人亡两不知’,直射将来死时光景;黛玉《哭花词》极叹红颜命薄,是黛玉一生因果。”甚至认为宝钗和黛玉终究不是一路人,“宝玉病,黛玉病,宝钗亦当患病才是一路人,然宝玉之病,或因魔压,或因痴呆,或系假装;黛玉之病,本系气体单弱,又因疑多情切,均非正病。惟宝钗因劳所致,病的正大光明。人品不同,病亦各异。”(第九十一回回末评)

姚燮对黛、钗的好恶也同时影响到她们的“影身”晴雯和袭人。他对袭人的活泼灵动,直率可爱丝毫不能理解,对晴雯撕扇一事评论说:“晴雯撕扇是侍宠撒娇,雨村讹扇是倚势害良,而晴雯被逐,贾赦之获罪,皆种于此。扇子虽小,可以扇风,可以扇焰,其为祸颇大。”(四十八回回末评)而对于袭人最后背恩他嫁,却为其辩护说“袭人与蒋玉菡前缘已定”。由此可见,他对人物的爱憎十分明显,尊薛贬林的态度也十分明确。

4.3 福寿才德 四维论人

王希廉和别人评价《红楼梦》人物的方式不同,他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以“福、寿、才、德”四个方面来对所有人进行评价。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只有贾母这一个人符合全部要求。他在《护花主人总评》中说:“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其福其寿,固为稀有;其少年理家事迹,虽不能知,然听其临终遗言,说‘心实吃亏’四字,仁厚诚实,德可概见;观其严查赌博,洞悉弊端,分散余资,井井有条,才亦可见一斑;可称四字兼全”。

王希廉对于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标准出发,认为贾敬无德无才,贾政有德无才,贾琏小有才而无德,贾珍是无德无才,宝玉的才德是另一种,于经济仕途无用。至于女流之辈,如邢夫人、尤氏也是无才无德,王夫人看似有德,实则无德,才能也未能见。这些见解准确恰当。

对于金陵十二钗,王希廉在《护花主人总评》中评论道:“王熙凤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寿不既永,福亦不久;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之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故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女子,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陷身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均非福寿之气:此十二金钗所以俱隶薄命司也。”对十二金钗的评价大部分还是客观公正的,但是对黛玉未免有些不公,小视了黛玉的人格魅力。

基于对黛、钗的评价,王希廉对晴雯和袭人的评价也比较类似。他在四十八回回末评中说道:“晴雯撕扇,是侍宠撒娇。雨村讹扇,是倚势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贾赦之获罪,皆种于此。”他从传统观念出发对晴雯大家批评,却对袭人多有赞赏,即使在最后做出背恩之事,王希廉也为她辩护道:“袭人与蒋玉菡前缘已定,即果真要死,亦断不能死,况袭人如果愿死,则尤三姐、司棋、鸳鸯等,登时可死,何必辗转思量踌躇不决?自古忠臣义士、侠客烈妇,俱一念已决,立时就义。若一有转念,便不能死,作者说袭人怀必死之心,是怜爱袭人,顾为庇护。”这种为袭人庇护的说法未免有些牵强。

王希廉对大部分人都从才德角度归类,或是有才,或是有德,或是兼备,或是都无,然而对宝玉却说是另一种才德,认为其是特异品质。这并不是对宝玉的一种褒奖,而是对其的一种讽刺。他反感宝玉重情的观念和行为,提出“情为孽因,孽为情果”(第十六回回末评)。说宝玉是“一个不愿读书的孩子”(第五回回末评)。这话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来就是很严厉的责备了。

王希廉不仅否定贾宝玉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同时也对妙玉的“古怪”充满着怀疑:“妙玉父母双亡,不知何姓,其师也不知姓氏籍贯,且已圆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贵器皿。老嬷、丫头从何得来,令人怀疑”(第十七回回末评)。“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许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原籍住,行踪殊属可疑”(第四十一回回末评)。王希廉对妙玉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妙玉十八年人生是很不寻常,令人产生疑惑的也不止一件事,尤其她的“行为乖僻”、“心性高洁”是王希廉的正统观念所不能接受的。

4.4 以儒论人 妇道为重

张新之对于书中人物的品评相比王希廉的“福寿才德”评判法更为保守和落后。张新之对人物的品评完全站在封建主义传统道德的基础上,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与当时统治者倡导程朱理学,大力表彰贞洁烈妇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第一百一十九回的夹批中,把李纨看作是全书中唯一的“完人”。把剩下的女性评价的都很低,说王熙凤“为禽兽,弄权而致祸者”,宝钗“隐贼险狠,且得贤名,为草莽一流人物,则是鬼神所必殛,天地所不容者矣”、“大奸雄化身”,黛玉是“一身孤奇,欲得宝玉而无才以取之,一味情急……”薛姨妈“写得不堪,竟有鸨母光景”,贾母是“史为罪魁”是诸多罪孽的源起。由于张新之处在晚晴封建腐朽统治的大背景下,受其影响较深,评价难免会比较严苛而且极端。

虽然张新之的女性观比较落后,但其提出的影子人物一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在《石头记读法》中说到:“是书钗、黛比肩,袭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写宝玉同黛玉事迹,接写者必是宝钗;写宝玉,同宝钗事迹,接写者必是黛玉。否则用袭人代钗,用晴雯代黛。间有接以他人者,而仍不脱本处。乃是一丝不走,牢不可破,通体大章法。”

“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竟不觉;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这两种人,都做不得。”

他认为黛、钗二人各有优点,但也各有缺陷,二者互补为最好,宝钗是对照黛玉才表现出来的。虽然她们都是大家闺秀,饱读诗书。但宝钗更加成熟,能够从利益出发,做好生活中的事情,运用方法和人相处。黛玉相对理想化,她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在生活中表现的苛刻、任性、直率。两个人和在一起就是理想和现实的有机融合。袭人的性格及为人处事的方法和宝钗很像,所以张新之认为她是宝钗的影子、晴雯的模样,性格又和黛玉很像,所以张新之认为他是黛玉的影子。而且宝钗与黛玉都是宝玉的表亲姐妹,袭人与晴雯都是宝玉的近侍,地位也类似。

4.5 “人事”环境 影响性格

姚燮对《红楼梦》中环境与性格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论及这两方面关系的评点家尚不算多。姚燮认为《红楼梦》一书的奇幻色彩固然浓厚,但真正透露出来的是残酷、荒诞的现实。他对书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感触颇多。姚燮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以他所谓的“人事” 环境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性格与环境的关系。

姚燮对《红楼梦》中人物进行评点时有一个特点:针对别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在《总评》中,他提出“人谓凤姐险,我谓平儿尤奸”在一百二十回回末评中说“此闲斋评也,吾嫌其多卫护处”等。他的这些看法往往是根据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来对人物性格进行判断。姚燮之所以认为平儿“奸”是因为王熙凤本身就奸猾乖觉,她出嫁时的四个陪嫁丫头如今只剩下平儿一个,而且平儿以“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第四十四回),所以说,平儿是在管家奶奶身边一直作通房大丫头才练就了平儿的人情练达,在权术的某些方面甚至在凤姐之上。

与闲斋主人对袭人的高评价不同,姚燮认为袭人比尤三姐、紫鹃、鸳鸯都不如。他认为袭人与宝玉最先有了“云雨之事”,宝玉对她温柔体贴,王夫人对她恩宠备至,王熙凤也对她照顾有加,贾府破落、宝玉入化后,她却“背恩”出嫁,实在比不上殉情随主的其他人。正是姚燮这种从书中人物的经历历程和所处环境出发,而不是从预先设定的道德概念进行批评,所以做出的评点往往更能令人信服,贴近人心。

姚燮对书中那些依靠别人的人常怀有悲悯之情,对他们的处境给以人文关怀。姚燮在第一回中对甄士隐投靠老丈人一事发出感慨,同时联想到荣宁二府的亲戚如黛玉、薛氏母女、邢岫烟、尤氏母女以及豪仆、宠俾、门客等,认为他们“依人者之必无好收成也。”金荣在学堂里受辱,其姑到宁府找秦氏理论,经过和尤氏的一翻聊天过后,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这种事在现实中不算少,姚燮对他们的处境也表示唏嘘无奈。

对一百一十八回中贾政向赖尚荣借银救急时,赖尚荣不能借与,姚燮表示“雪中送炭,自古为难”,何况是自己家原来的奴才,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姚燮正是通过“人事”分析给予这人尴尬人出的尴尬事以恰当的解释使得他的点评合情合理而又系统深入。同“人事”相同,姚燮也注意到环境对人物的重大影响。他看到了小说中人物生存的切身环境,认为环境能够造就人、影响人、改变人。所有人都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逆境,对人意志品质的提升往往是巨大的。姚燮在一百一十八回回末评中对紫鹃和莺儿两个丫鬟的评价就据此给出了不同的评价:“紫鹃、莺儿各侍其主,颉颃上下,无分优劣。惟鹃处逆境,易于见长,末由著绩,犹良臣忠臣,遭际使然耳。”紫鹃和莺儿都是在贾府里侍奉主人的丫鬟,对他们来说,贾府既是生活的地方,又是残酷竞争的场所。他们伺候各自的主人,生存状况和环境也和各自的主人多有相像。黛玉寄人篱下,时常有悲戚之感。紫鹃感同身受,也为黛玉悲伤并时常劝解。

黛玉和宝玉感情出现波折时,她焦急不堪,甚至做出越矩的行为。她和黛玉知心相交,情逾骨肉。身处逆境使她看到了爱情的实质:“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第五十七回)所以,她在黛玉病亡后,郁郁不堪,最后看破世俗以致出家。王国维认为紫鹃属于“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所以,紫鹃的出家比宝玉的出家更加高难。莺儿跟着宝钗基本上一直在得势路上行进,她洞悉宝钗意图,用尽心力的在宝玉面前称颂宝钗,最终跟随宝钗正式进了贾府。虽然最后不知道莺儿的结果,但“以意度之,大约比袭人修洁”。 紫鹃和莺儿本事颉颃上下,结果却差别如此之大,大概就是“顺境”、“逆境”之别和“遭际使然”的原因。

环境的变迁也会造成人心性的变化。贾雨村在开场时只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读书人,后来进入仕途后,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见风使舵、阴险狡诈、罔顾人命的封建官员。姚燮评论说:“此时雨村在穷困中,犹不失读书人本色,不知后来一入仕途,且居险要,便换一副面目肺肠,诚何故也?然今日已成为通病矣。”(第一回回末评)姚燮指出这种转变是因为贾雨村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地位转变的原因,同时指出这种转变在当时社会已是常态。社会大环境如此,一个人如果一点不受影响,不为所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最终会被这种“人事”的力量所裹挟。

当然,环境的变化也有对人正向的影响。姚燮在第五十一回回末评中说到:“宝琴以一女子足迹半天下,所过名山大川、遗踪胜迹,皆足广其闻见,拓其怀抱,于是矢为呕吟,供人讽咏。而悬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闾,悲夫。”姚燮对薛宝琴这名行万里路的女性角色是非常欣赏的。宝琴与邢岫烟、李纹、李绮同时来到贾府且年龄尚小,但光芒远比另外三人耀眼。她“见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第五十回),成就了她做事大方,心胸宽广的特点,使她获得贾府上下的一致喜爱。在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时,不识几个字的王熙凤起了一句“一夜北风紧”,被众姊妹夸道“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对此,姚燮解释道:“即景联句,凤姐也与,岂即葱化为茞,亦蓬在麻中,不折自直云尔。”(第五十回回末评)王熙凤长期和大观园中的才子才女相处,长时间受他们的熏陶,再加上自己本性颖慧,即使不懂诗,也能说上一句了。

姚燮的“人事”环境就是对世情经历的一种观照,对周围环境的总结。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巨大而深刻,人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无法抵抗。所以,姚燮对人物的批点往往突出了人性化和因果性,突出了世情小说对人物塑造的特点。正是从这一层面的分析,构成了姚燮对人物评价的根据显示了姚燮人物论深入浅出、贴近人性的理论特点,较其他人的人物论评点别具特色。

4.6 对比相写 “影处着笔”

王希廉善于运用人物之间的对照比较对人物加以品评。这种对照不局限在地位条件大致相当的两个人之间,也包括地位条件较为悬殊的人之间。王希廉的这种评点有三十多条,常用“两相形容”、“两相对照”、“两两相形”等词。如在比较黛、钗二人时,评曰:“写黛玉戋戋小气,必带叙宝钗落落大方。写宝钗事事宽厚,必带叙黛玉处处猜忌。

两相形容,贾母与王夫人等俱属意宝钗,不言自显。”(第三十二回回末评)王希廉看到书中描写黛玉时往往带着宝钗,而描写宝钗时也总是带着黛玉。这样的描写是为了互相比出各自的性格特点。如二十九回议论湘云的金麒麟时,黛玉讥讽宝钗总留意别人身上戴的东西,显示其“尖刻”,而宝钗装作没听到,体现其“浑含不露”的特点。

同时,王希廉在对人物的品评上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王希廉在七十一回回末评中对司棋和鸳鸯的结局评曰:“两人俱不善终,一死于多情,一死于绝情。”第八十回回末评中,王希廉说凤姐和金桂,一个挑唆秋桐,是借剑杀人;一个甘舍宝蟾,是以新间旧。

这些地方,王希廉都认为比较双方有相通的地方,可以放在一起来进行对比。在一些相差极远的人物之间,王希廉也经常进行对比,他在四十一回回末评中说:“刘老老极村俗,妙玉极僻洁,两两相形,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宁为老老,毋为妙玉。”妙玉和刘姥姥地位悬殊,身份迥异,但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使两个人的极端特征更加明显,最终得出“宁为老老,毋为妙玉”的结论。在一百回“悲远嫁宝玉感离情”中,袭人说不用探春来和宝玉告别怕宝玉过于伤心,而宝钗要让探春过来是为了规劝宝玉。王希廉在回末评曰:“宝钗所见高出一层。”宝钗和袭人身份相差巨大,通过评者对比,使二人在见识上分出了深浅。王希廉的这种对比方法可以广泛运用在多方面的人物对比上,为我们更好的理解书中人物的思想性格提供了帮助,也在一定意义上指导了文学创作。

与王希廉“两相形容”的人物评论特点不同,张新之在之前“影子”人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凡写书中人,都从影处着笔”(《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影处着笔”说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孙崧甫最早提出“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袭人是宝钗的影子”,张新之进一步解释了“或用设影” 的根由,这是一大创新和进步。

张新之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围绕宝、黛、钗线路来发展的,这三个人是全部书的主角和正题,但是有必要加入一些影身,因为“若止从本人实写,则是书数回可了,成鬼账簿矣。”(第八回夹批)“盖是书写情、写淫、写意淫,钗、黛并为之主,于本人必不能处处实写,故必多设影身以写之。”(第二十四回夹批)“夫又者,与本事说不清,则添一人于其次,是为又也。副者,于正身说不了,则设一人于其旁,是为副也。皆影儿说。书名十二钗,止以钗黛为主。然但就本身说,必不能畅快,故各演一又之副之之人。黛之又副为晴雯,钗之又副为袭人。”(第一百二十回夹批)所以,出于内容丰富性、形象完整性、情节丰满等角度考虑,必须要设“影身”。张新之对书中“影身”的探索深入而全面。他认为“春燕、四儿,钗、黛远影;情、袭则近影也”(第六十三回夹批)。

“‘绛芸轩’、‘芍药烟’为实影矣”(第二十回夹批);“傅秋芳固钗之虚影也”(第九十四回夹批)。他还认为,黛玉有五影身“第一晴雯,第二湘云,第三小红,第四四儿,第五五儿”(第二十一回夹批)。“宝、黛、钗三人共为一影身者(史湘云)”(第十三回夹批)。;另外还有“一人影两人”、“一人两影”“影中之影”、“影外之影”等多种“影身”形式。张新之认为广泛立影、影处着笔是《红楼梦》一大与众不同之处,育有独特的艺术韵味。

4.7 藏而不露 含蓄蕴藉

王希廉注意到《红楼梦》的语言具有藏而不露、含蓄蕴藉的特点。王希廉认为,作者在《红楼梦》中多用“藏笔”,并认为“藏笔最为蕴藉”(第六十二回回末评)。所谓的“藏笔”是指作者不把整件事情写完整,写清楚,而是捡取有特征性的予以表现,其余部分则被省略。这样,在整个叙事体系中会出项一部分空白,但这样的空白不是缺点,而是为读者留下猜想的余地。善于把握内容的读者,会根据已经出现的内容及上下文线索,想象出丰富的场景和事物,来把整个事件补充完整。

在王希廉看来,作者往往将大量重要的事情秘而不宣的隐藏在“藏笔”中,读者只有挖掘感受,才不会遗失作者隐瞒的事情。他对这种藏而不漏的写法点评很多,有“藏笔”、“含蓄入妙”、“藏蓄笔”、“在笔墨之外”、“藏闪法”、“暗藏”等说法,如“凤姐以宫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单请凤姐,中多藏笔,须以意会。(第七回回末评)”“王熙凤迎来戏席,贾母、王夫人先回,凤姐然后尽欢至晚。此半日中有许多事情在笔墨之外。(第八回回末评)”“宝钗告诉袭人的话,是同出怡红院一面走,一面说的。书中藏而不露,妙极。(第三十六回回末评)”“包勇述说甄宝玉病中梦醒,忽然改变性情,惟知念书为事,且能料理家务,贾政便默想一回。试思贾政因何默想,绝不再问?中间暗藏无限情事,读者须心领神会,勿被作者瞒过。(第九十三回回末评)”

王希廉认为,有一部分“藏笔”所藏内容其实很明显。如在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事中,两人在一张床上先是互相开玩笑,接着嬉闹起来。王希廉认为,若如此下去“恐有不堪问处”(第十九回回末评),所以让宝钗前来止住,又借李嬷嬷吵散此局。这样就把可能出现的“不堪”情况彻底藏起来,而宝、黛两人亲密无间的感情也显示了出来。又如第六十二回中,宝黛二人说悄悄话,具体说的什么,别人不得而知,作者用“唧唧哝哝,不知说些什么”来藏蓄。在这种浓密的场合,可以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另一部分“藏笔”藏得比较隐秘,是真正的藏而不露。如二十四回中,小红丢了手帕,就整个事情来看,本回没有写出贾芸失了手帕是为了藏起来,后面写小红做梦梦到贾芸捡了手帕是欲露未露,也就是以欲露的方式显示了贾芸已藏起来。这样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笔法变幻多样,活泼灵动。

还有一种“藏笔”是隐藏最深,需要读者苦心挖掘,隐藏之事也极为丰富。王希廉喜欢并善于点破这样的藏笔。第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中,王熙凤之所以一开始声势震天,最后平淡结束,王希廉认为这里面“暗藏无限情事”。凤姐和贾蓉私通已久,贾蓉却背着凤姐鼓动贾琏与尤二姐成亲,凤姐自然是又气又伤心,最后正因为是贾蓉给她跪下,凤姐才肯罢手。书中写凤姐“把脸一红,眼圈也红了”,“瞅了他一眼”,“又咽住了”。看两人的神情语态,充满了情愫,之间的暧昧关系就是暗藏。王希廉认识到“藏笔”的多种形式,看到了《红楼梦》中通过运用“藏笔”所表达出来的含蓄蕴藉的效果,这是其他评点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4.8 谐音命名 隐含寓意

《红楼梦》一书博大精深、内涵深厚,作者经常利用形音意的特点,在人物名字上或器物名称上寄予深意,或暗示命运,或状其特征,或表其属性,或勾连关系。张新之就在第一回回末评中说:“此书凡人名地名,皆有谐音有寓意,从无信手拈来者”。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人名地名物名经常是谐音,含隐意在书中确是常事。张新之、姚燮和王希廉都对这种现象十分注意。张新之在第一回夹批中就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谐音见解,“‘封’,风也,风无形质;又秘也,有密而不宜宣之意。”这种提法比脂砚斋的“封肃”即“风俗”更向前进了一步。张新之对香菱的名字认识也比较深入,他认为“‘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后名‘香菱’。‘香菱’,镜也,‘风月宝鉴’所自出,故生于‘真’而混于‘假’卒于‘雪’。此镜实照全部人物,因于葫芦提首言之。此等线索,何书更及。”(第一回夹批)他针对脂砚斋“霍启”即“祸起”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霍然而起,甄士隐从此仙矣。是正意。”(第一回夹批)王希廉的点评也很精妙:“‘娇杏’者,侥幸也。贾雨村之罢官得馆,因馆而复得官,如娇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者,皆侥幸也。”(第二回夹批)

在《红楼梦》书中,对非主要人物的名字往往采用比较易懂的谐音,用谐音来突出表现其人的某一主要方面。这样既不用展开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也可使读者给与他们更深的印象,还可以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如张新之在第八回点评:“随手串出若辈。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也。仿《金瓶》‘热结’等人名意。”姚燮也在第八回说:“詹光者,借光也;单聘仁者,善骗人也。此等人着实讨厌。”这些贾政得清客,从名字上就可以感觉到趋炎附势,善于钻营的人物特征,使读者对其产生厌恶之感。

另外,一些人物的名字并不是简单的谐音,而是作者赋予了某种意义在其上,使其在小说中起到独特的或点明或暗示功能。张新之的第七回夹批写到:“元、迎、探、惜丫头用琴、棋、书、画皆有取义。司棋,私期也,一着错,满盘空,另有传。侍书,书能行远,为远嫁张本。”他把四春的丫头和四春借助中国传统审美意象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清楚的刻画出了四春的命运轨迹。他还对黛玉的侍婢紫鹃进行了名字分析:“鹃鸟善啼,啼至出血,黛玉还泪而来,其婢自应名此。鹃血而紫,血泪殷矣。前此贾母所给丫头鹦哥,今忽见紫鹃而不见鹦哥,此有深意。盖鹦哥为能言之鸟,黛玉果能知机而谨慎言语,未必受祸至此;乃处处总如鹦哥,则步步但为紫鹃矣。鹦哥化鹃,戒言语也;全书最重之义。又鹃名杜鹃,《牡丹亭》乃杜家故事,俟后评。”(第八回夹批)杜鹃啼血,自古有之。黛玉的近侍名为紫鹃,就带有浓厚的悲剧情感,也为黛玉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4.9 独立人格 时代精神

姚燮在对女性人物进行评论时,特别关注具有时代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女性,并给与她们高度赞扬,而对那些封建传统的“贤德”女性并无多少赞誉。姚燮在贾府的女孩中最为称赞的就是三姑娘探春,认为她“不枉称玫瑰花儿”,在一百一十九回回末评中,他说:“贾氏四春,惟三姑娘最为尖锐,而结果独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由此可知,姚燮不看好那些懦弱、愚顺的女性,而对探春这样果敢、敏锐、有主见、有思想的女性很是赞誉。

姚燮还特别欣赏个性强烈、敢想敢干,充满豪侠气的尤三姐,称“三姐是《水浒》中之武行者”。他在六十五回回末评中对尤三姐充满着敬慕:“尤三姐倾倒而言,旁若无人。其激昂慷慨之气魄,为大观园中所无。脱令今有其人,欲我旦暮遇之,倒地拜之。”“三姐安能事卖娟牙郎,既目张胆绝,不嗫嚅作态,如哀梨牟剪,爽快无仑,令躁者遍体清凉。”“脂粉中有此生辣气,素未闻。”

姚燮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大家小姐形象并不认同,而对于游历甚多、见闻颇广的、足遍天下的薛宝琴赞赏有加。他在五十一回回末评中写到:“宝琴一女子,足迹半天下,所过名山大川遗踪胜迹,皆足广见其闻,拓其怀抱。于是,矢为呕吟,供人讽咏。而悬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闾,悲夫。”

对于大家交口称赞的“第一贤德”的袭人,姚燮却很是厌恶。他对这种贤惠于外,心计与内,趋利忘义的女子大加批判,他在一百一十八回回末评毫不留情的说:“袭人又要编派人为狐媚子,又要讥弹别个,真是好再蘸货”。他在《读红楼梦纲领》中,把袭人和紫鹃进行比较来说明袭人人生观上的问题:“袭人与紫鹃,皆出于太君房中,一与宝玉,一与黛玉,迨至宝玉僧,黛玉死,而袭人嫁与蒋玉菡为妻,紫鹃从惜春逃佛,孰是孰非,知者辨之。”

从姚燮对女性形象的评判标准来看,他的观点和封建主义对女性的传统评价标准迥然不同。他的观点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闪烁着女性独立主义精神的光芒,他倡导女性应有独立的人格,而不应“三从四德”,这在晚晴的大背景下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其评点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对人物语言的评点是三家评用墨最多的地方,也是三家评的重心。王希廉和张新之都注意到了人物语言对人物个性表现的重要作用,这是对金圣叹“声口”说的继承与发展。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分析两者关系时,不只用在主要人物身上,还拿很多不起眼的小角色来分析。这是他们敏感的领悟到《红楼梦》这部作品在刻画人物方面的巨大成功。

王希廉对人物的评价以“福、寿、才、德”为标准,这是他从传统观念出发,思想上保守的一个表现。张新之相对来讲更为保守,注重封建礼教,强调妇女贞德的重要性。他们在人物评价上的保守使他们无法更好地理解作者所塑造的“新人”形象,这不免说是遗憾。相对来说,姚燮的人物观较为先进,他特别欣赏那些独立自强,有自己想法,有自己追求的女性形象,而对传统的“贤惠”形象并不看好。王希廉注意到作者经常用一件事情来对两个或多个人进行比较,并以此来突出各自性格的主要方面,他还注意到作者善用“藏笔”,将大量重要线索、秘事隐藏起来。这是他对作者高超的写作技法的把握,也是对小说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同时有助于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内涵。

张新之看到了“影身”的作用,使人物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人物的创作规律。姚燮注意到人物生存环境中的人和事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变化影响巨大。为书中人物的行为语言找到了形成的根由和原因,有助于我们对书中因果关系的把握和对人物思想的深入了解。三位评点家都注意到,作者善用人物、事物的名称来隐寓它意。这种谐音隐喻的手法最早由脂砚斋所揭示,由于脂砚斋和作者关系较近,所以能够更好的理解作者的隐意。三家生活的年代都在作者去世之后,他们与作者并无接触,但都能揭示出脂砚斋揭示之外的隐寓之意,其中一些还颇有道理,实属难能可贵,不管是否是作者本意,都可以使我们从更的侧面来了解《红楼梦》。

第 5 章 《红楼梦》三家评在红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5.1 开创了红学统计学

《红楼梦》三家评中的《读<红楼梦>纲领》,又名《红楼梦类索》,是大某山民姚燮的心血之作。《纲领》中的《人索》、《事索》对在《红楼梦》一书中出现的人物、事物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资料编排和统计分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红楼梦》,姚燮是第一人,为后世用统计学方法来分析《红楼梦》开创了先例。高本汉、赵冈、陈炳藻等后世红学家纷纷用统计学方法解析《红楼梦》,一些红学家甚至动用电脑对《红楼梦》进行深入研究。此后,用搜索归类、查找统计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变得简单易行,也为在主题、情节、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红楼新学说的提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姚燮在《余索》部分挑出了《红楼梦》书中存在的二十一条在情节、结构上互有冲突的问题或存疑未解的事项,如宝玉和黛玉的年龄问题,贾兰的年龄,元春与宝玉的年龄差,元妃卒年等问题。尽管有一些问题属于作者故意设置的迷阵,而评者在一些问题上也不够灵活思考,但有些问题也引起了广大红学家的思考,而姚燮的质疑精神也为学界做了表率。

5.2 第一次对《红楼梦》进行了结构层次分析

王希廉是第一个对《红楼梦》艺术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评点家。他把全书分为二十一个大段落,每个大段落中又分出了小段落,“或夹叙别事,或补叙旧事,或埋伏后文,或照应前文,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板不乱”(《护花主人总评》)。王希廉对全书进行结构层次分析 ,显然是以“盛衰”为划分根据,所以有些段落划分的很有道理。但有一些段落划分的就显得有些勉强,因为《红楼梦》是多线织网式发展结构,如果从某一情节出发必然会造成其他情节的断裂。而有些分段,由于王希廉受传统道德理念的束缚,分法和依据都值得的商榷。如他在第七段中说宝玉是色孽情迷,第八段又说宝玉痴情益甚,这完全误读了宝玉的叛逆性格和这时期的宝黛爱情发展状况。但我们应该看到,王希廉对结构的认识是下了一番苦工后得出的,某些提法很有开创意义,不仅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今天仍给我们很多启迪。

5.3 给索隐派以启迪

姚燮的回末评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那就是在每回末尾注明这一回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间,有的精确到月,如四十二回回末评:“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有的大概标注了季节,如三十五回回末评:“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姚燮的这种特色评点打开了后世学者特别是红学家的研究思路,对索引派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诸多赫赫有名的索隐派著作,如王梦阮、沈瓶庵合写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景九梅《红楼梦真谛》都对姚燮的这一点评思路有所吸收和借鉴,并且发挥的更加纯熟和淋漓尽致,致使后世的索隐派成为研究红学的一大重要派系。索隐派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繁琐的考据得出《红楼梦》“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的观点极多,有“顺治和董妃旧事说”“排满说”“自传说”“随园说”等。姚燮的时间点评法虽然简单,却是这些推断臆测的源头和起始。

结 语

《红楼梦》三家评是清朝评点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深受读者的喜爱,自从出版后,便一版再版。他们的评点全面而深入,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评点方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方法,在思想内容和文学理论方面颇多独到见解。但其在学术界长期不受重视且评价较低,所以有必要对其思想艺术价值重新开掘。

三家评的评点者都是饱学之士。他们虽在科举仕途上不如意,但由于所受传统儒家教育,他们的评点中往往带有以儒解书的意味,很多地方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所以他们的在很多观点上也有分歧。姚燮相比于张新之、王希廉,思想能够超越时代的束缚。

本文以《红楼梦》三家评本为依据,根据前人的评价、结合近人的考证,从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语言人物这三大方面对三家评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使我们对三家评的思想艺术价值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虽然具有传统小说点评特色的三家评在某些地方诠释的有些牵强附会,而且有些概念随意性强、内涵模糊从而削弱了理论价值,但是它的思想价值颇多独到之处,艺术价值更是别具一格。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理论、批评理论,多项研究都是红学研究史上的首次,促进了《红楼梦》的传播和研究,提高了《红楼梦》的地位,丰富了《红楼梦》的内涵,在红学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的评点还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思潮,为我们今天的文化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时间和本人学力所限,文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对《红楼梦》评点更多的关注。

【作者】 李飞;

【导师】 洛保生;

【作者基本信息】 河北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2012, 硕士

来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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