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郡上虞县人（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3]:1，东汉时的士人与思想家。王充年轻时曾到京城洛阳的太学学习，学成后多年出任地方州郡县的属吏，罢官后致力著述，撰有《论衡》一书传世，以批评当时虚妄的迷信与伪说。王充相信天地乃由气构成，万物由气所生，想法接近盖天说而反驳浑天说。王充提出天道自然无为，无知觉无意志，反对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与灾异论，治术上主张无为而治。现实政治方面，王充为朝廷歌功颂德，神圣化东汉王朝统治。王充又主张命定论，相信人的吉凶祸福、寿夭、善恶，以至国家的兴灭盛衰，都由天命支配，为善或作恶都不能改变命运。宗教方面，王充主张无鬼论，批评“人死为鬼”之说，否定灵魂死后存在。他却相信世间有各种鬼妖或精灵。王充又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风俗禁忌与迷信，反对占卜算命。20世纪学者高度赞扬王充哲学及其《论衡》，称之为“科学精神”的表现，或是“自然主义”哲学的典范。

王充祖先籍贯原为魏郡元城，因军功分封到会稽郡阳亭，后来封地尽失，以农耕为生^[3]:12。祖父王凡做过商贩^[4]:268，为躲避仇家，从阳亭迁往钱塘县，到其父亲王诵时又与人结怨，举家迁往上虞县。王充出生于上虞县，一岁时父亲王诵去世^[3]:12-13。王充自幼聪慧，不喜欢玩耍^[5]:343，八岁时入书馆读书，学习《尚书》、《论语》等经典，成绩和品行都不错；大概十七八岁时，到京城洛阳进入太学学习，师事班彪^[3]:13。王充贫困而无力买书，就在书店站着读书，靠背诵而精通百家之言^[6]:396。54年左右，王充离开京城^[7]:169，学业有成进入仕途，在县和郡都做过“掾功曹”，在州做过“从事”（副州刺史）^[3]:13、17，屡次与上司意见不合，过着怀才不遇的属吏生活。86年，王充六十岁时受刺史董勤征召，先后当上扬州从事及治中（刺史副手）^[8]:117，88年六十二岁罢官家居^[9]:1267，引退后专心著述，教授弟子，写作和编辑《论衡》一书^[3]:13。撰述期间，窗户和墙壁都挂满刀、笔等书写工具^[8]:117。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汉章帝“特诏公车征”，王充因老病推辞^[3]:13。

王充流传后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85篇（阙一篇）；此外著有《讥俗》、《节义》12篇，批判当时风俗；《政务》之书议论政治；《养性》之书16篇，讲述保养身体的理论和方法，但都没有流传下来^[4]:269。《论衡》的著作动机是要批评当时虚妄的迷信与伪书^[9]:1274，所谓“论衡”即论及各种思想予以比较衡量的意思^[6]:396。王充把《论衡》比作《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撰成后重新编排书中所有文章的先后次序^[3]:20、31。

王充认为天地由气构成，天地亦会放出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上天施放阳气，大地施放阴气，阴阳二气互相影响，形成其他种类的气^[3]:216、85。万物的生成，都由于禀受元气，气所凝聚^[4]:275。人和动物都是禀气而成，区别在于禀气的厚薄。他主张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失控则引起灾变^[3]:63、118。有关天地的形状，王充的想法接近盖天说而反驳浑天说^[4]:272-273，认为地是一大平面，天宛如一个大盆盖在地上，天圆地方，天体带着日月旋转，天有六万（一说八万）里高，365度一周天^[3]:217-218。天地刚分时相距较近，后来就距离远了^[4]:276。太阳在天上一昼夜运行一度，计2000里；月亮一昼夜运行13度，计26000里；天一昼夜运行365度，计73万里。天由东向西转，日月则由西向东转^[4]:273。二十八宿犹如日月运转时停驻的驿站。天象的变化是由天命天道所左右支配，日蚀、月蚀、陨星等都是自然之道^{[3]:224、135}。

王充排除了《老子》“道”形而上学的意义^{[10]:549、553}，却继承道家自然和无为的观念^[4]:280，提出天道自然无为^[10]:547，不能知晓人间之事^[11]:191，反对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论^[10]:547，与儒家的天谴灾异说，认为灾变并非由于君王的行为造成的^[11]:183。天既不谴告人，人亦不能感动天^[5]:346。天无口无耳，不能视听，故天无意志^[3]:138，无目的。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出于自然^[9]:1287，自然界中一切生物都互相吞噬^[4]:280。天地间一切现象和变化，都是无意识的因缘偶合^[9]:1289。邓红则指出王充提出祥瑞之说，其实也有天人感应的思想。王充相信天主宰万事万物的命运，决定人类的生死祸福^{[3]:142、220}；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治乱，亦由天命决定的。天又是道德仁义的终极来源，天上众星是天官，和地上王者的百官相应^{[3]:221、223}。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的灾异论，却赞同天人感应的祥瑞说。政治的得失与人君的贤愚，决定符瑞的出现。在圣人的盛世，会出现许多祥瑞吉兆，作为社会安定和平的象征^{[3]:19、155、129}。王充反对儒家的德治论，否定人主观努力、君王道德的作用，世间治乱不关乎人君有道无道，而是天命所致。国家兴衰、社会安危，和人的命运一样有生有死，受一种神秘力量支配，与当政者的道德才能、教化或政策都无关^[3]:157、78；国家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富裕是“国命”（国家的命运），“治有期，乱有时”，都是“天时”、“天命”所定，国家注定有危乱，再贤明的君主也不能挽救。国命非人力可以影响，圣人也无能为力^{[3]:74、79、96}；儒家的仁义，法家的刑法，都是庸人自扰，无补于事。茫茫宇宙中并无足以企慕追求的境界，人类历史不过是一无目的^{[5]:351、353}、无归宿的治乱循环而已。治术上王充倾向绝对无为^[5]:354，认为圣贤无为而治，赞美曹参和汲黯的无为之道。圣人有时也讲天意，所谓天意其实就是人心，其目的在于教化愚人恶人^{[4]:281、284}。

现实政治方面，王充为朝廷歌功颂德，神圣化东汉王朝统治^[3]:33、35。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反对贵古贱今，是古非今^[4]:321，赞同“汉高于古”，反对“今不如昔”的历史观。三皇五帝、禹汤文武之类圣人的祥瑞，都比汉朝的少，说明他们都不能超越汉朝。孔子如果生活在汉代，也会歌颂汉朝^[3]:80、146。王充指摘那些没有歌颂汉朝的士人是“俗儒”，批评他们忽视当朝的祥瑞，而妄言灾变。汉朝正逢盛世，不需要灾异来谴责君主^{[3]:148-149、19}。汉朝伟大英明，上比尧舜，五德之中汉为土德，功德感应上天，甘露黄龙、凤凰麒麟都应帝王德政而生^{[3]:159、163、151}。王充认为汉高祖比周武王更伟大，其祥瑞也比周武王的多。他批判古代的祥瑞都是不合理或夸大的，只有在汉代出现的祥瑞，才真正象征盛世。汉朝祥瑞众多，疆域广大，胜过周朝，当时汉朝皇帝亦超越周武王之类的圣王^{[3]:69、180-181}。东汉初年的三位皇帝，可与上古明君媲美^[7]:170。光武帝得天之助，不战而胜，乃天命所定。王充谴责秦始皇焚书，赞扬汉朝历代皇帝振兴文化，特别褒扬光武帝和汉明帝优待文人，当时汉章帝高价收购古书^{[3]:162、165}。

王充主张命定论^[3]:40、宿命论^[5]:344，人的吉凶祸福、寿夭、善恶，以至国家的兴灭盛衰，都是由天命支配^[11]:216。命中注定不能富贵，则再努力都是徒然，这是王充从自己不得志的官场经验归纳出的结论^[12]:52，他自感官运不济，哀叹寿命短暂，人生无常，对自己怀才不遇深感不忿，将万事万物的吉凶遭遇归之于“命”，给予自我安慰^[3]:50、19。王充相信命是先天所定的，命运支配人的肉体与社会政治生活，谁也逃不过命运的支配^[3]:67、62。他赞同《论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4]:313，人的福禄寿命，能否封王封侯全都在命。例如汉朝卫青能封侯，李广虽有大功而不能封侯，就是各“自有天命”。人的寿命和身体都是先天禀气而生，不可以人力改变^[3]:68-69。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是先天在母体中禀受气时就定下来的，“父母施气时已定吉凶”^[3]:76、137。人才能的高下，人性的善恶，命运有贵贱，都取决定先天禀气；禀受之气量、质不一，高下善恶贵贱也有所不同。生命的长短，身体的强弱，决定于禀受气的多少与厚薄。一旦禀气而定就不可改变^[3]:82、126。禀气充实坚强的人，则健康益年，反之禀自然之气薄弱的人，则夭折不得天命之年^[13]:369。行善不能改变贫贱短寿的命运，作恶亦不必有损富贵长寿的命运^[5]:348。像盗跖庄𫏋之辈，杀人无道却以寿终^[13]:370。

王充相信天命天道没有规律，出于偶然。一位贤才是否得到社会的承认^[3]:65，幸与不幸，都是出于偶然^[4]:317。人之命定乃天道之自然，自然规律实非人力所能左右^[13]:368。人是渺小的，一举一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也很小^[4]:285。他引用了《孟子》“揠苗助长”的典故，指出“人为”是不具有效果和意义的，对世界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10]:550-551。命运无处不在，主宰著万物。不但人有命运，一切生物亦“莫不有命”。天上星宿有贫富贵贱之分，人类的命运被星宿的贫富贵贱所左右，“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3]:62-64。人在母体中所受之气来自天体，天体星宿有尊卑，这些星宿散发不同之气，人禀气后遂有贵贱之分^{[13]:371、373}。人性论方面，王充主张有人性善，有人性恶，批评董仲舒和刘向关于人性的说法^[4]:310。人的贤愚操行是先天所定的，与后天的工夫没有关系。根据人性，人可分为善人、中人、恶人三类，都是先天所定，善人和恶人是后天教育所不能改变的，中人接受感化教育，则可以改变善恶^{[3]:74、83-84}。

王充承继桓谭的无神论^[8]:118，主张无鬼论，批评“人死为鬼”之说^[3]:39，否定灵魂死后存在^[11]:256，人死犹如火灭，无所谓鬼。见鬼只是人精神错乱，引起幻觉^{[4]:291、295}。人之生是由于气之聚，人之死是由于气之散。人的精神是由精气即阳气所构成，身体则是由阴气所构成^[4]:290。天之阳气生精神，地之阴气生肉体。气聚为生，气散为死。人之死，精气散灭^{[3]:122-123、125}。生死只不过是气的形体变化而已，人一死就复归为气态。“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精神依附肉体，人之肉体一灭，精神就不可能独立存在为鬼^[3]:199-200。人的精神又称为“五常之气”，寄身于人的五脏，人死而五脏腐朽，五常之气无寄身之处，人死就不能变成有知之鬼。王充赞同墨子“节葬”的主张，却反对墨子“明鬼”之说^{[3]:76-77、192}。

但王充亦相信，在死人之鬼外有着各种的鬼妖，承认有鬼神万物的精灵及天神地妖，“妖气”会构成鬼。鬼是各种自然界的魑魅魍魉，在中国域外有“鬼域”^{[3]:201、206-207}。鬼妖由气变成，阴阳失调之气形成鬼气，成为有形之物。阴阳不能调和之气，阳一方太强，是为有毒的“太阳之气”，能以人的形状加害于人，“所谓鬼神，皆太阳之气为之也”。事物的精气亦能变鬼，如六畜之精气、藏在旧房子或草丛中的精气可以变成鬼妖^{[3]:205-206、208}。老物之精能化为鬼妖，传说张良在下邳遇见老人授予神书，王充认为老人是黄石变成的，授书张良让他辅佐汉高祖达成统一大业。鬼妖不是人死而变成的，形状却与人相似，会预告国家衰亡及个人凶遇，是国亡的符瑞，“国将亡，妖亦见”^{[3]:49、203、77}。

王充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风俗禁忌，包括疾病、死亡、建造、迁徙、婚嫁等方面的忌讳，也批判厚葬、祭祀、风水等世俗迷信^[3]:183、76，批评当时流行对岁神和月神的迷信，指出根本没有岁神和月神。他讥讽社会习俗中择日之举^[13]:380-381，批判有关时日的禁忌，例如他认为人生病与风寒湿气或饮食有关，与搬家时选择良日没有关系。王充反对以卜筮为人算命^{[3]:186、184、45}，否定龟甲和蓍草具有预言的能力^[1]:282。他却相信命运是可以用骨相术预测的^[3]:98，称赞相士有“知命”的能力。王充批评求神赦免和驱邪仪式是无效的^{[1]:281、283}，却相信董仲舒以土龙求雨之说^[11]:86。他认为求雨祭祀没有成效，击鼓不能制止洪水。但一旦有水旱之灾，还是应举行雩祭、社祭，以表示君王关怀天下的恩德^[3]:157-158。王充认为求仙是徒劳无功的^[5]:349，反驳长生不死之说^[4]:293，批判谓人能长生不老、上天入云的道术，也反对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可以长寿的世俗观点^[3]:69、45。

王充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今文经学，否定孔子奉天命而作《春秋》的说法，也否定《公羊传》、《穀梁传》所谓“笔削”的说法^[4]:323-324。王充怀疑儒家经典，认为五经“多失其实”，指出经过秦朝焚书，五经都残缺不全，经中也有许多夸张之处^{[4]:270、288}。他排斥谶纬学说及其认为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观点，指出《易纬》中“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是后人伪造的^[6]:396。在《论衡．问孔篇》中，王充引用《论语》的不同篇章，表达了他自己的命运观和对出仕的看法^[12]:55、61。对颜渊的早死，孔子哀叹是“短命”，王充嘲笑孔子不懂得颜渊之死是命中注定，哀叹可惜是不必要的^[3]:70-71。《问孔篇》亦就《论语》中孔子说理不清、易招误会之处提出质疑^[12]:62。

王充《论衡》文风生动，表达明晰简洁^[7]:170。他在《论衡》多处用类推法^[4]:302、比喻手法进行辩论^[12]:54，在语言上保留了当时会稽郡的方言资料^[8]:120。《论衡．自纪篇》自传色彩浓厚，描绘出不随俗流、傲然独立的形象，抒发愤世疾俗的心情^[14]:22、25。王充批评汉赋的铺陈，丧失讽喻意义，也批评模仿古文和修辞上的形式主义，特别厌恶虚妄的说教。他尊重直叙主题、内容真实而畅达的文章^[8]:120，认为好文章须思考严密，说理畅快，通畅易懂，批评经传一类艰涩难解的文字^[12]:68-69。

在古代，王充的评价毁大于誉^[3]:171。汉末蔡邕把《论衡》视作谈助的玩物、奇特的论集^[8]:120。刘知几批评王充贬低先祖而显扬自己^[14]:25。王充曾批评孔、孟，因此在宋代以后受到非难^[8]:118。胡应麟批评《论衡》“烦猥琐屑”，黄震批评其书常前后矛盾^[3]:39。《四库提要》称王充为“杂家”^[11]:264，黄侃批评王充议论往往破而不立^[3]:58。20世纪中国学者则高度赞扬王充哲学及《论衡》一书，称之为“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的表现，或是“自然主义”哲学的典范^{[3]:23-24、171}。如胡适称《论衡》为“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9]:1273、1276}。从1950年代起，大陆学者封王充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无神论者。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充受赞誉为“反儒的大法家，反潮流的英雄”^[3]:171、14，冯友兰称赞王充是“两汉时期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4]:266。日本学者一般认为王充是“理性主义”思想家^[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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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49》，出自范晔《后汉书》

《后汉三贤赞三首》

• 刘谨铭. 《王充思想是否符合科學標準之評議》. 《汉学研究》. 2003, 21 (1): 391–411 [2024-09-28] （中文（繁体））. 
• 林季芸. 《論王充對孟子命論之理解》. 《东吴中文研究集刊》. 2015, 21: 15–33 [2024-09-28] （中文（繁体））. 
• 黄雅雯. 《王充〈論衡〉顯現的文人意識》. 《淡江中文学报》. 2009, 20: 165–187 [2024-09-28] （中文（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