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1996年7月—至今，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博士生主干必修课程《高级宏观经济学》、本科生主干必修基础课《宏观经济学》。
（一）
如果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至今，西方经济学两百年多年的发展历程是在“危机—革命—综合—新的危机—新的革命—新的综合……”的交替中向前发展的。
一、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和边际革命
古典经济学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前为止。这里所说的古典经济学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开始，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尼尔、约翰·穆勒、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其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至今反对国家干预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称手的武器，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是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长，他们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因此，增加财富的方法就是通过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发展生产。亚当·斯密第一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一方面批判了重商主义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克服了重农主义者所持有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偏见，从而明确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从而使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真正意义的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劳动价值论的建立。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主要科学功绩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范畴。李嘉图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能克服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终于导致了他的体系的解体。第一个矛盾是价值规律和利润存在的矛盾。如果资本家雇佣工人时，的确以资本和劳动相交换，这种交换按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进行，则利润便无从产生。第二个矛盾是价值规律和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规律的矛盾。如果商品按价值出售，则同量资本显然得不到同量利润。反之，如果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则价值规律似乎又破坏了。李嘉图的论敌抓住这个矛盾，企图推翻他的劳动价值论，终于导致了他的体系的解体。“英国古典经济学从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权威与统治地位上十分迅速地衰败下来，相对来说，对这种衰败的考查不够。这种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权威而盛行的传统理论，它的十分重要的理论核心遭到了突然的抛弃，这在经济学史上几乎是空前未有的。”〔1〕
19世纪70年代，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瑞士洛桑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三个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开始了“边际革命”。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这是一种与古典经济学家截然对立的主观价值论。门格尔对劳动价值的批判贯穿他著作的始终，从价值的本质和起源、价值尺度到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等等，无一例外。在他看来，耗费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命题，是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基本谬误中“第一位的谬误”，“应断然加以排斥”。〔2〕
边际主义者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就会存在效用递减。因此存在定价递减，主观、心理的评价决定商品的价格。这是在世界观上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革命。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论述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是增量分析，即分析自变量的变动所引起因变量的变动情况。从数学上讲，边际量即是总量函数的一阶导数，这与当时数学中微积分理论的发展成熟密切相关。这种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边际效用概念不仅被看作是经济‘工具箱’的一种补充，并且还被看作是经济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项极重要的革新。”〔3〕
二、马歇尔的折衷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
如果革命的含义是革故换新，是与“进化”相对的，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就像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之后，我们今天就不再信奉“地心说”了，而只承认最后一次革命的成果，那么今天的经济学家该轻松多了，而事实是“目前经济理论学者的学习任务很为艰巨，因为这个学科变化之快，使人们跟不上对它的学习。”〔4〕这应归功于综合，稍带贬义的说法是折衷主义。 现在认为经济史上的第一次折衷是约翰·穆勒的折衷。约翰·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把斯密的生产费用说、詹姆士·穆勒等人的工资基金说、西尼尔的节欲说、李嘉图的地租论等等来了一个混合折衷。“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产的混合主义产生了”。〔5 〕由于他的经济理论全面系统地吸收和综合了前人成果，因此曾长期被看作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权威。
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第二本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具有首创意义的均衡价值论，使他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集大成者。均衡是物理学中的名词，当一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的两个外力的作用，而这两种力量恰好相等时，该物体由于受力相等而处于静止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均衡。马歇尔把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中，主要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变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境界。需求与供给、消费与生产、买者与卖者是经济中完全对立的力量。马歇尔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供给、生产、卖方的力量，当两种力量完全相等时，就处于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形成均衡价格。均衡价值论将原本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价值论折衷为一体。在方法论上，马歇尔在坚持李嘉图演释推理的同时，广泛运用边际分析。因此，马歇尔的折衷是“世界观的折衷、价值论的折衷和研究方法的折衷”〔6〕的三重意义上的折衷， 使革命者——边际主义和被革命者——古典经济学从对立、互斥变成互补，把经济理论重新团结在“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西方经济学又“出新”了，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从19世纪70 年代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把自由放任作为最高准则，但已不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只重视对生产的研究，而是转向了消费、需求，他们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研究的中心，论述了价格如何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又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但它是以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来论述自由放任思想。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和凯恩斯革命
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正统地位、起着支配影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坚信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上自由竞争总会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境地，因此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精雕细琢的和谐均衡毕竟未能经受住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考验，面对长期的萧条，面对近40%的社会生产力损失，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既在理论上难给予解释，又在政策上无法提出解决的措施。新古典经济学濒临崩溃的边缘，这被公认为是经济理论真正意义上的危机。
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西方经济理论危机的产物，一般来说，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都提出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和主张，因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7〕
在理论上，凯恩斯反对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给本身创造自己的需求，需求是供给的函数。凯恩斯从理论上推翻了这种观点，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从而抛弃了“储蓄会自动地转化为投资”的传统观点，由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产生大规模失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从理论上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和非均衡趋势。
在方法论上，凯恩斯回到了重商主义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他关心经济中的总量（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总量、总消费、总投资、总就业量等）特别是总支出（投资支出、消费支出、政府购买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他强调，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投资部分，只有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加了，才能刺激生产。为使就业、收入理论和利息、货币、消费、储蓄与投资理论纳入宏观理论结构，在方法论上，凯恩斯还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于一体，从而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在分析过程中运用的“二分法”的不一致性。
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凯恩斯反危机政策有三个特点：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是其前提；财政政策是其重心；举债支出是其手段。
四、萨缪尔森的折衷和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形成
面对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萨缪尔森于1948年出版了《经济学》——第三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开始了经济学上的第三次折衷。
萨缪尔森首先研究了两种理论的适用条件。“如果现代经济学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使得自由社会大体上能够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即么它的重要性将会减退，而传统经济学（它关心的是有效率地配置充分就业的资源）则将第一次真正获得成功。”〔8〕可见， 在萨缪尔森的心目中，以凯恩斯理论体系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不过是恢复传统经济学充分就业假定前提的手段，一旦实现充分就业，两者的相对地位就要转化，凯恩斯理论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反而会被传统理论取而代之。这样，凯恩斯理论不仅不是攻击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使其濒于毁灭的对手，反而是把它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的恩人。萨缪尔森阐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革其命者——凯恩斯理论的逻辑联系：这是适用于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理论，因此，两者可以并存，整个凯恩斯的和新古典的理论可以结合在一起，并首创“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 ）一词来概括这种理论体系上的结合。
从形式上看，“随着凯恩斯的理论命名为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微观经济学的新名称而出现。”〔9 〕“综合”体现在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顺次安排在一起的那种“结合”。并且一反常规，第一次以凯恩斯理论为主体，把新古典微观理论放在次要地位。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宣称：“国民收入是这本书贯彻始终的中心主题。”萨缪尔森根据自己的观点，用浅显的文字，叙述和解释凯恩斯《通论》的理论结构，使得凯恩斯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从而最终确立了凯恩斯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使它演变为当代宏观经济学。
对于政府干预的作用，萨缪尔森在他1970年第八版和以后几版的《经济学》一书第十八章中，在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后写道，“在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已经证明：它们能够打胜一场反对持续的萧条的战争，如果人民愿意它们这样做的话。它们有财政政策的武器，也有货币政策的武器来移动决定GNP 和就业量的各种曲线。正如我们不再消极地忍受疾病一样，我们也不再需要忍受大量失业。”“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波动的倾向仍将存在，但是，世界各国将不再容许它发展成为一次巨大的萧条或成为一次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10〕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论，由于50—60年代在实践上的成功，广泛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琼·罗宾逊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在美国成长发育，凭借着万能的美元的翅膀传播到世界各地，向那里的经济学界大举入侵”。〔11〕这也是《经济学》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书籍的原因。新古典综合论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通论》出版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的理论分歧，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认识似乎都统一到新古典综合的理论认识上，新古典综合论几乎就等同于凯恩斯主义，成为战后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并且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五、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和理性预期革命
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12〕
首先，凯恩斯主义受到经验上的批判。70年代初仍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主要是由IS曲线、LM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构成的。原来表示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被新古典综合派用来表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70年代出现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的并存而非替代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菲利普斯曲线，从而动摇了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因此，滞胀的现实从经验上批判了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使各种反凯恩斯主义的学派（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就像30年代大萧条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一样，70年代的滞胀也有助于促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形成。”〔13〕
其次，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受到致命打击。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前，货币主义和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就已经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方面进行了理论批判。但是，真正动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大厦根基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在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派，这一学派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概念而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或“理性预性学派”，但是，现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理性预期概念不能反映出这种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只有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一名称最为恰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这一术语是萨金特首先使用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宏观经济理论》一书中首次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其中一章的标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卢卡斯承认，在60年代，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由凯恩斯理论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剩下的不过是些枝节问题，他的早期工作的出发点并不是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而恰恰是试图完善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为有关工资—价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提供微观基础，但是他随后的研究成果却大大偏离了初衷，给凯恩斯理论以致命一击。被称为“洗劫凯恩斯神庙的造反派”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这一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提出了反对意见。”〔14〕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理论到政策全面地批判凯恩斯主义，宣布凯恩斯主义是个矛盾的体系，应该彻底抛弃。例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同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最大化原则相矛盾。再如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这就失去了一致性。凯恩斯模型的关键取决于名义工资刚性的假设，而这种假设是武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着重批判了凯恩斯主义关于预期的观点，凯恩斯虽然也反复讲到预期，但是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并且是随机的，难以用理性加以解释。适应性预期的缺点在于：只是汇集了被预期变量的过去值，忽略了与所测变量高度相关的同时期的各种信息，存在着信息的浪费。这种预期同微观经济学是矛盾的。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假设，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是理性人，会以最经济的方式来获得关于经济变量未来变动的所有信息来预测未来，而不是朴素地根据过去推测未来。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声望，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破除了凯恩斯主义处方可以祛除西方经济百病的神话。〔15〕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用现代数学工具“复活”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从两方面可以体现：一、全盘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例如：理性人假定、市场出清假定。其“新”的特色是理性预期假定。二、始终如一的政策无效观。在政策分析中试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证明政策的无效性。该派早期代表人物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萨金特、华莱士的货币中性定理都试图证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而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巴罗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复活证明了财政政策也无效。“政府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不过多地卷入经济是最好不过的了。”〔16〕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是受到凯恩斯革命的冲击而被冠之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出现，并且退出正统地位，所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宏观经济学的自然消亡，使新古典经济学全面恢复其正统地位，正如该派领袖卢卡斯指出的那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目标是要把加总问题与微观经济学重新结合在一起，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这些发展继续下去，‘宏观经济’这一术语只会从用法中消失，从而修饰词‘微观的’将成为不必要的，我们将只是谈论——就象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和瓦尔位斯所做的那样——经济理论。”〔17〕
（二）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规律：
一、理论的片面性——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源
理论的片面性是指这样两种情况：〔18〕其一是，不适当地夸大了自己所研究的经济因素在决定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变量中的作用，甚至将这些因素看成是决定经济变量的唯一或全部因素，完全否定了其它因素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片面性在于将客观的、供给方的生产劳动当成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而边际主义的片面性在于把主观的、心理的、需求方的效用当成决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其二是：将自己从某一特定角度、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适当地推而广之来解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过程。新古典主义（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片面性表现在：研究了市场机制使供求达到均衡，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和趋势，却把这种趋势不适当地看成了市场经济的唯一趋势，而不能认识到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行为目标的特殊社会性质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内在的不稳定和内在的破坏均衡，造成资源利用效率损失的反均衡趋势。凯恩斯主义（包括凯恩斯和新古典综合派）的片面性表现在：突出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和非均衡趋势，将经济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归结为人们的主观心理因素，认为只要有一只万能的“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就可获得解决。
片面性的理论会因为与现实的吻合程度而导致两种现象的出现：
1、革命不断
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当片面性的理论所强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方面不能解释新的实践时，必然产生对它的信任危机和对它的革命，在西方经济学中，新理论的产生总是以旧理论的危机为背景，旧理论的危机又是源于不能解释实践。新理论总是以旧理论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
自从7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新危机”提法出现以来，经济学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1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理论的危机》的论文集，探讨新的理论体系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作者之一克里斯多尔指出：“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是由如下的事实来证明的：在我们的眼光中，这个没有争议的理论体系是在日益缩小而不是日益增长。在这些日子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费尽心机致力于废除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中仍然深信不疑地加以宣扬的东西。今天，经济学中的几乎一切东西——几乎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原理，每一种方法——都已经变成为争论而进行的公正的竞赛。”〔19〕
2、反革命不断
另一方面，理论的片面性又导致了西方经济学中对革命的革命，或者称为反革命，这种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根源于某些是理论适用的现实条件具备时的“显灵”或称“复活”。例如，货币主义反革命对货币数量论的“复兴”，斯拉法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复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兴”（巴罗对“李嘉图等价”的复兴），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的“复兴”，这些都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反革命”。（在西方经济学中，有时也将前两者称为“革命”）。其实质是在现实条件具备时，复活旧理论。历史不会简单的重演，这些“复兴”也具有新现实赋予的新的内容。
二、片面的深刻性——综合的基础
从理论的片面性的两种情况中，可以看到：理论片面性的第一种情况是对某些经济因素的强调。一种理论，只要它深入分析了某一种因素决定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变量的作用，也就具有了所谓“片面的深刻性”，它就在认识这种因素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为以后人们获得更加全面、正确和系统的认识提供了有益的科学素材，从而具有科学意义。例如：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决定价值的强调，边际主义对效用决定价格的强调。都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构成了综合的基础。
理论片面性的第二种情况——对经济活动中某一方面的强调。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经济现象是多方面的，立体的，从而可以抽象地从某一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这些片面的理论，只要深入地考察和揭示了某一方面的具体关系和具体问题，它就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从而具有科学价值和科学意义。新古典主义强调了在正常状态下，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凯恩斯主义强调了在非常时期，政府调节的决定性作用。两种理论实际上是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方面、不同阶段上表现出的特点，作了突出的强调。它们都对经济运行的认识，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各种理论片面的深刻性，是它们应该和能够相互补充、相互结合、辩证统一的基础。在科学发展的较低级阶段，总会有不同的、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理论并存，它们在不同方面深化着认识。随着知识的积累、方法的完善和眼界的开阔，人们将逐步地认清各个不同理论的相互关系，于是统一的“范式”趋于形成，以前各种相互独立的理论的科学内容，则变成这一统一体系内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个统一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可能还会再被打破，理论重新分裂，但最终还会再趋于统一，形成新的、更高级、更全面的理论，经济史上的三次综合，正是这种理论发展规律的体现。
不同理论的有机综合是否成功，有两个标志：第一，是否科学地说明了各种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起现有理论之间尚未被认识到的“桥梁”。第二，能否解释一些个别理论所不能圆满解释的新的经济问题。
面对理性预期革命的冲击，按照约半个世纪一次综合的规律，西方经济学面临着第四次综合。贝尔和克里斯多尔在“经济理论的危机”论文集的前言中，探讨了新的理论体系综合的各种可能性。“假如我们看到一种知识结构在分化瓦解，发现它的碎片形成了相互对抗的学派，那末，最终会带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钻研一下任何科学的历史——将是一种综合了更多内容的新的结构。虽然要讲出它会是什么样子还为时过早，我们猜想它将会在不同程度上，把这里提出的各种论点包含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注释：
〔1〕 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文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2〕 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137页。
〔3〕 E·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360页。
〔4〕 琼·罗宾逊：《经济论文集》第2卷，第8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6〕 L·罗宾逊：《20世纪的经济学家》，第16页。
〔7〕 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 胡代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 萨缪尔森：《经济学》，1955年，第3版，第11页。转引自菲维尔编《萨缪尔森和新古典经济学》，1982年版，第207页。
〔9〕 温特劳布：《现代经济思想》，1977年，第181页。
〔10〕 萨缪尔森：《经济学》，1970年，第8版，第322页。
〔11〕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12〕 吴易风：《从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看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载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13〕 凯斯、费尔：《宏观经济学原理》，1989年，第103页。
〔14〕 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1989年，第103页。
〔15〕 吴易风、方松英：《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5期。
〔16〕 卡特、麦道克：《理性预期：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17〕 D.胡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年版，第115页。
〔18〕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19〕 贝尔和克里斯多尔：《经济理论的危机》，1981年， 第271页。
原载：理论经济学，1998 年 0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