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干对三年灾害时期大规模饿死人的承认

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忌讳和回避掩盖的话题。虽然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明确公布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针对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的各种质疑和谴责声音,中共领导人在毛泽东死后亦转变曾经一贯坚持的完全否认态度,进行了各种反思和回应: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刘少奇1962年7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

薄一波说: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

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原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

资料来源:维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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