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和國家體制的轉變方式

倪匡说,“鐘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第一好書,但還不徹底。我今生都不做中國人,徹底失望。” 中國人真的徹底沒有未來嗎?如果沒有建立在造物主信仰之上的個體權利和獨立意志的覺醒,就不能擺脫腐化的依附性人格和不斷墮落的國民性,就不會有律法至上保護人權和自由的法治憲政社會,也不會融入文明世界。

有人認為,制度才是造成災難後果的根本原因,而不應該歸因于國民性,二戰後的東德、西德,朝鮮、韓國,幾乎是相同的起點,分治後實行不同製度,結果卻大不同。

細究根源,制度是第二原因,國民性才是第一原因。如果不從信仰、思想和文化上深入剖析,就無法有內生改變,只能依靠外力。日本、西德、韓國、台灣都是外力壓迫促成憲政制度建立;而英美加澳等國則是有內在法治立憲的需求。這就是國民性。 以東西德和南北韓作為例證,只是證實制度優劣導致的結果,制度的形成和建立則需國民基礎。

比如東西德的分治,并不是德國基於國民性的內生選擇,而是因為美蘇之間的戰略切分,制度是外部強加的,並不是自己主動要求。日本今天的憲政也是二戰後在美軍佔領的壓力之下才建立起來,同樣也不是主動選擇。以中國國民性,如果沒有外力壓迫,有主動尋求憲政法治的可能嗎?這個支共封閉的愚民專制制度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嗎?

正如中國秦之後兩千年以來,始終沒有走出皇權專制,沒有產生法治和民主的訴求,甚至不知道什麼才是法治,自晚清革命了一百年,到現在極權橫行中國,始終沒有走進共和,這正是文化傳統所造就的國民性原因。

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革命就能幫助中國實現可持續的法治憲政,大概率的還是治亂循環。

有人認為如果不改變制度,國民性就無法改觀。因為在愚民制度下,可源源不斷地產生奴隸來。制度當然是改變國民性至關重要的原因,但制度是文化的產物,沒有這樣的文化傳統就產生不了相應的制度。只能靠外力,比如殖民。如劉曉波所說,香港殖民一百年變成這個樣子,大陸更大更複雜,至少需要三百年。

即便有觀點認為,當前的制度是在支共政權暴力下的妥協,但這暴力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強加給自己的?支共目前受哪個國際組織或海外敵對勢力操控嗎?說白了,這就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只是一部分有民族自尊心的華人不願意承認這個悲劇事實。

有不少人認為今天的局面是蘇聯借助支共入侵的結果。外因當然有,更重要的還是內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因為有太平天國、義和團,才會有共產邪教的大行其道,這難道不是一脈相承嗎?有問題不找自身原因,把責任都推給別人和外力,自己不反思不認錯不改變,只能盼好制度從天上掉下來。

一種制度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國民基礎和文化傳統,而一種制度的改變只有內在改變和外力改變兩種形式,即便二者兼而有之,也有偏重某方面的傾向性。對中國而言,內在的改變極難,但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卻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那麼,外力改變的可能性則非常大。這個外力,有日本、德國戰敗後被接管通過憲政立法強制改變的模式,也有如香港被長期殖民逐漸接軌模式。不管是那種模式,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國民性和國家體制的轉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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