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托克维尔与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né à Paris le 29 juillet 1805 et mort à Cannes e 16 avril 1859)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密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 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

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

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母只因临被处决前,罗伯斯庇尔倒台才幸免。他的父亲埃尔韦年仅24岁。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基后,立即颁布了《宪章》(Charte),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它承认了立宪原则,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

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

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

1830年,愚而自用的查理十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意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

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十二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十五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在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从他的这些话中,清楚地听到了林肯的伟大名言: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在美国,不存在中央行政集权,它的行政权力高度分散于乡镇和各个州。他反驳欧洲那些信奉中央集权的人,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很容易地让国家表现得秩序严明,但实际上这种良好秩序让整个社会处于昏睡状态。

“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说,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儿而无闯劲儿,有严苛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

在一切专制暴政国家内,老百姓通常会用“不问政治”这样的托辞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这是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虽然这个放弃是被迫的,是一种恐惧中的选择,但是在逻辑上,暴政之下没有“人”,只有“类人”,他们没有本质,只是供暴政蹂躏、驱使的材料。这种状况是托克维尔高贵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两重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从革命初起时人们追求自由的激情,转变为革命恐怖,而在革命落潮后,人们又甘愿臣服于专制统治,其关键点何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对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只有对自由坚韧持久的热爱,把个人自由的达成当作革命的最高目标,才能使革命成为推动社会与个人走向光明的动力。他说:“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关心什么是自由”。

现在当他反思大革命时,特别是当他反思大革命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时,他再次强调这个立场。他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日益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倒向一种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十八世纪启蒙哲人的理念,“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利至高无上。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 “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里,托克维尔说的是,如果专制统治者能洞察民主自由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改变旧的政治结构,而他能主动地引领社会完成革命,则这场变革将以较少的社会代价,平稳地完成。这对人民,对社会,对君主,对统治阶层都是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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