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弱溯源论

梁启超

1901年4月29日至7月6日

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之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之无血性之人也。乃或虽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则亦虽欲救之而不得所以为救之道。譬有患痨病者，其脏腑之损坏，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谓为无病。一旦受风寒暑湿之侵暴，或饮食消养之失宜，于是病象始大显焉。庸医处此，谓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剂以表之；谓其滞食也，而投峻削之剂以攻之。不知伏于新病之前者，有旧病焉；为外病之导线者，有内病焉。治其新而遗其旧，务其外而忽其内，虽欲治之，乌从而治之？其稍进者，见其羸弱瘠瘵之亟当培养也，而又习闻夫参、苓、桂、术之可以引年也，于是旁采旧方，进以补剂。然而积疴未除，遽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驱病之效，且恐反为增病之媒，虽欲治之，又乌从而治之？是故善医者，必先审病源。其病愈久，则其病愈深而远；其病愈重，则其病源愈多而繁。浅而近者易见，深而远者难明。简而单者，虽庸医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虽国手亦或眯于目。夫是以医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医一身且然，而况医一国者乎！

嗟乎！吾中国今日之病，顾犹未久耶？吾中国今日之病，顾犹未重耶？昔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凑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鹊曰：疾之居凑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国今日之受病，有以异于此乎？夫病犹可为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为也；不自知其病犹可为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恶之，不可为也。呜呼！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坚冰至。所由来者渐矣。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则一汤熨之劳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针石之力耳。而乃蹉跎蹉跎，极于今日。夫岂无一二先觉，怀抱方术，大声疾呼，思欲先时而拯之者？其奈举世梦梦，昊天悠悠，非特不采其术，不听其言，直将窘之逐之，戮之绝之，使举国之人，无不讳疾忌医以图苟全，至于今日，殆扁鹊望而退走之时矣。虽然，孟子不云乎：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始知为病而始谋医之，虽曰迟乎，然使失今不为，更阅数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我同胞国民，夫岂无怵惕恻隐于其心者乎？抑吾尤惧夫所称国手者，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处今日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之顷，而犹出庸医之伎俩，摭拾目前一二小节，弥缝补苴，药不对症，一误再误，而终断送我国于印度、埃及、土耳其之乡也。故于叙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论，取中国病源之繁杂而深远者，一一论列之，疏通之，证明之。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今虽瞑眩，后必有瘳，其慎勿学齐桓侯之至死而不寤也。

第一节积弱之源于理想者

国家之强弱，一视其国民之志趣、品格以为差，而志趣、品格有所从出者一物焉，则理想是已。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像，而认为通常至当之理者也。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凡有一旧理想久行于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夺而易之，非有雷霆万钧之力不能。

中国人脑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宝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欧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国人无爱国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原。吾尝穷思极想，推究之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游于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乡谊殷殷，油然相爱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则举目皆同乡，泛泛视为行路人矣。惟国亦然，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者，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此后虽有变迁，而其为列国也依然，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脑中之理想，当有一“国”字浮于其间。其爱国也，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缘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以此而处于今日交通自由、竞争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碍耶？故此为中国受病之第一根源。按：文中间有与前册重复者，盖作者自采其论说之语以入所著书中，不必避也，阅者谅之。本馆附志。

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浸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实文明国民之脑中所梦想不到者也。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民中巨擘之巨室云尔。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之中，无一人能自拔焉，真可奇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认朝廷为国家，而于国家之成立无所损，吾亦何必龂龂焉。无如国家之思想不存，即独立之志气全萎，但使有一姓能钳制我而鞭箠我者，我即从而崇拜之、拥护之，驯致异种他族践吾土而食吾毛，亦然奉之为朝廷，且侈然视之为国家，若是者盖千余年于兹矣。推此理想也，则今日之印度，岂尝无朝廷哉？我国民其亦将师印度而恬不为怪也。中国所以永远沉埋之根源，皆在于此。此理想不变，而欲能立国于天地之间，其道无由。

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凡官吏以公事致书于部民，其简末自署，必曰：汝之仆某某。盖职分所当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护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壹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旒赘而无谓也；吾壹不解夫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竟当尽诛而靡有孑遗也。今使有豪奴于此，夺其主人之财产为己有，而曰主人供亿若稍不周，行将鞭挞而屠戮之，虽五尺童子，未有不指为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异是乎？而我国民守之为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议焉，更无论驳词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即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隶而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既不敢爱不能爱，则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则褰裳以去，别投新主而已。此奴隶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

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义者既已如凤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远，此所以流失败坏，极于今时，而后顾茫茫，未知税驾于何日者也。

第二节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今之论国事者，每一启齿，未有不太息痛恨，唾骂官吏之无状矣。夫吾于官吏，则岂有恕辞焉，吾之著此书，即将当局者十年来殃民误国之罪，一一指陈之，而不为讳者也。虽然，吾以为官吏之可责者固甚深，而我国民之可责者亦复不浅。何也？彼官吏者，亦不过自民间来，而非别有一种族，与我国民渺不相属者也。故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国民而为良国民也，则任于其中签掣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嬴于良；我国民而为劣国民也，则任于其中慎择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倚于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故今推本穷源，述国民所以腐败之由，条列而偻论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骂尽天下也，或者吾国民一读而猛省焉，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今将风俗之为积弱根源者，举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曰奴性。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既言之矣，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故使我诚不甘为奴隶，则必无能奴隶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国民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其拥高官、籍厚禄、盘踞要津者，皆禀奴性独优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则不能一日立于名场利薮间也。一国中最有权势者既在于此辈，故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为事，驱所谓聪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于奴隶学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天下可骇可痛之事，孰有过此者？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诸君未尝游京师，未尝入宦场，虽闻吾言，或不信焉。苟躬历其境，见其昏暮乞怜之态，与其趦趄嗫嚅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慊于心，更必且赧怍而不忍挂诸齿。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贵者，其妻妾见之而不相泣者，几希矣。诚至言哉！诚至言哉！夫居上流之人既如此矣，寻常百姓又更甚焉。乡曲小民，视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宫阙，奉搢绅如神明。昔西报尝有戏言，谓在德国为俾士麦，不如在中国做一知县；在英国为格兰斯顿，不如在中国做一县丞。非过言也。然则官吏之所以骄横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始不由民间骄纵之而养成之也。且天下惟能谄人者，为能骄人；亦惟能骄人者，为能谄人。州县之视百姓，则奴隶也，及其对道府以上，则自居于奴隶也；监司道府之视州县，则奴隶也，及其对督抚，则自居于奴隶也；督抚视司道以下，皆奴隶也，及其对君后，则自居于奴隶也，其甚者乃至对枢垣阁臣，或对至秽至贱宦寺宫妾，而亦往往自居奴隶也。若是乎，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而奴隶视人之人亦即为自居奴隶之人，岂不异哉？岂不痛哉？盖其自居奴隶时所受之耻辱苦孽，还以取偿于彼所奴隶视之人，故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反觉其乐；不觉其辱，反觉其荣焉。不见夫土豪乎，皂役乎，彼入而见长官也，局蹐瑟缩无所容，吮痈舐痔无不至，及出而武断乡曲，则如虎傅翼，择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养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彼之所得者，足以偿所失而有余也。若是乎，奴隶不可为而果可为也。是以一国之人转相仿效，如蚁附膻，如蝇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传种。昔有某画报绘中国人之状态者，图为一梯，梯有级，级有人，级千百焉，人无量数焉，每级之人，各皆向其上级者稽首顶礼，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级者，人人皆顶礼人焉，人人皆蹴踏人焉。虽曰虐谑，亦实情也。故西国之民，无一人能凌人者，亦无一人被凌于人者。中国则不然，非凌人之人，即被凌于人之人，而被凌于人之人，旋即可以为凌人之人。咄咄怪事，咄咄妖孽，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奴性而已。故西国之民，有被压制于政府者，必群集抗论之、抵拒之，务底于平而后已。政府之压制且然，外族之压制更无论矣。若中国则何有焉，忍气吞声，视为固然，曰惟奴性之故。嗟乎！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嚣然夸耀侪辈以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为本分。是即所谓奴性者也。今试还视我国人，彼蚁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长官，有一不出于此途者乎？不宁惟是而已，凡民之受压制于官吏而能安之者，必其受压制于异族而亦能安之者也。法儒孟德斯鸠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与国家交涉，止有服役、纳税二事。二者固奴隶之业，自余则靡得与闻也。故虽国事危急之际，彼蚩蚩者狃于历朝亡国之习惯，以为吾知纳税与服役，尽吾奴隶之责任耳，脱有他变，则吾亦纳税与服役，尽吾奴隶之责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天下至大，主人至众，安所往而不得奴隶。譬犹犬也，豢而饲我，则为之守夜而吠人，苟易他主，仍复豢而饲我，则吾亦为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与国家无丝毫之关系，则直不知国家为何物，亦不必问主国家者为何人，别辟一浑噩之天地，别构一醉梦之日月，以成为刀刺不伤、火爇不痛之世界。呜呼！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积之千岁，毒遍亿身，生如无生，人而非人，欲毋堕落，恃奚以存？匪敌亡我，繄我自沦。斯害不去，国其灰尘。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于我国民者也。

二曰愚昧。凡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脏腑、血脉而已，而尤必有司觉识之脑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备而无脑筋，犹不得谓之人也。惟国亦然，既有国形，复有国脑，脑之不具，形为虚存。国脑者何？则国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则能长其志气，有智慧则能增其胆识，有智慧则能生其实力，有智慧则能广其谋生之途，有智慧则能美其合群之治。集全国民之良脑而成一国脑，则国于以富，于以强，反是则日以贫，日以弱。国脑之不能离民智而独成，犹国体之不能离民体而独立也。信如斯也，则我中国积弱之源，从可知也。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以堂堂中国，而民智之程度乃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睊睊而长悲也。而吾所最悲者，不悲夫少特达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盖特达智慧者，人类中之至难得者也，非惟中国不多有之，即西国亦不多有之。若夫通常智慧，则异是矣。西国之民自六七岁时，无论男女，皆须入学校，至十四五岁然后始出校。其校中所读之书籍，皆有定本，经通儒硕学之手编成。凡所以美人性质，长人志趣，浚人识见，导人材艺者，无不备焉。即使至贫之家，至钝之童，皆须在校数年，即能卒业数卷，而其通常之智慧，则固既有之矣。故无论何人皆能自治其身，自谋其生；一寻常之信，人人皆能写；一浅近之报，人人皆能读。但如是而其国脑之强，已不可思议；其国基之固，已可不动摇矣。且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一特达智慧之人者；亦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达智慧之人者。以天赋聪明而论，中国人岂必让于西人哉？然以我国第一等智慧之人与西国第一等智慧之人比较，而常觉其相去霄壤者，则以乏通常智慧故也。今之所谓搢绅先生者，咿哑占毕，欺骄乡愚，曾不知亚细、欧罗是何处地方，汉祖、唐宗系那朝皇帝。然而秀才、举人出于斯焉，进士、翰林出于斯焉，浸假而州县、监司出于斯焉，军机、督抚出于斯焉，我二十余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一举而付于其手矣。若以此为不足语耶，舍而求之于市廛之商旅，乡井之农氓，更每下愈况矣。何也？我国固无通常智慧之人也，以此而处于今日脑与脑竞之世界，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天下之险象，孰有过是者也？虽然，明知其险而无以易之，此所以日弱一日而至于今也。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而我二十余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将从此而长已也。是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三曰为我。天下人亦孰不爱己乎？孰不思利己乎？爱己利己者，非圣人之所禁也。虽然，人也者，非能一人独立于世界者也，于是乎有群；又非能以一群占有全世界者也，于是乎有此群与彼群。一人与一人交涉，则内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谓一身之我；此群与彼群交涉，则内吾群而外他群，是之谓一群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别焉。当此群与彼群之角立而竞争也，其胜败于何判乎？则其群之结合力大而强者必嬴，其群之结合力薄而弱者必绌，此千古得失之林矣。结合力何以能大？何以能强？必其一群之人常肯绌身而就群，捐小我而卫大我，于是乎爱他、利他之义最重焉。圣人之不言为我也，恶其为群之贼也。人人知有身不知有群，则其群忽涣摧坏，而终被灭于他群，理势之所必至也。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昔日本将构衅于中国，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国之大，疑势力之不敌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战端既起，而始终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以取大败。非伊藤之侥幸而言中也，中国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于天下矣。又岂惟分为十八国而已，彼各省督抚者，初非能结合其所治之省而为一群也，不过侥幸战祸不及于己辖，免失城革职之处分，借设防之名，以观成败而已，其命意为一己，而非为一省也。彼各省之民，亦非能联合其同省者以为一群也，幸锋镝未临于眉睫，而官吏亦不强我使急公家之急，因饱食以嬉焉，袖手而观焉，其命意亦为一己也。昔吾闻明怀宗煤山殉国之日，而吾广东省城日夜演戏。初吾不甚信之，及今岁到上海，正值联军入北京之日，而上海笙歌箫鼓，熙熙焉，融融焉，无以少异于平时，乃始椎胸顿足，痛恨于我国民之心既已死尽也。此无他，为我而已矣。谚有之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国民人人脑中，皆横亘此二语，奉为名论，视为秘传，于是四万万人遂成为四万万国焉。亡此国而无损于我也，则束手以任其亡，无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国而有益于我也，则出力以助其亡，无所惭怍焉。此诚为我者魑魅魍魉之情状也，以此而立于人群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

四曰好伪。好伪之极，至于如今日之中国人，真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长之率其属，属之奉其长；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结其耦，友之交其朋。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章奏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伪文；应对之所接者，无一非伪语。举国官缺，大半无事可办，有职如无职，谓之伪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文之伪也，而以八股墨卷谓为圣贤之微言；武之伪也，而以弓刀箭石谓为干城之良选。以故统兵者扣额克饷，而视为本分之例规；购械者以一报十，而视为应得之利益；阉寺名分至贱，而可以握一国之实权；胥隶执业至丑，而可以掌全署之威福。凡兹百端，皆生于伪。然伪犹可疗也，伪而好之，不可瘳也。世有号称清流名士者流，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读其文，则字字皆贾生之痛哭涕零；诵其诗，则其篇篇皆少陵之孤忠义愤；而考其行，则醇酒妇人也；察其心，则且食蛤蜊也。夫既无心爱国，无心忧国，则亦已矣，而为此无病之呻吟何为焉？虽然，彼固不自觉其为伪也，因好之深而习惯之，以为固然也。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兹团匪之难，竟有通都大邑之报馆，摭拾“残唐”、《水浒》之谰语，以构为刘永福空城之计、李秉衡黄河之阵者，而举国之人，靡然而信之。夫靡然而信之，则是为作伪者所欺也，犹可言也。及其事过境迁，作伪情状既已败露，而前此之信之者，尚津津然乐道之，叩其说，则曰：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且快意焉。是则所谓好伪也，不可言也。呜呼！中国人好伪之凭据，万绪千条，若尽说者，更仆难尽。孔子曰：民无信不立。至举国之人，而持一“伪”字以相往来，则亦成一虚伪泡幻之国而已。本则先拨，虽无外侮之来，亦岂能立于天地间耶？

五曰怯懦。中国民俗，有与欧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欧、日尚武，中国右文是也。此其根源，殆有由理想而生者。《中庸》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孟子》曰：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凡此诸论，在先圣昔贤，盖有为而言，所谓言非一端，各有所当者也。降及末流，误用斯言，浸成锢疾，以冒险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至有“好铁不打钉，好仔不当兵”之谚。抑岂不闻孔子又有言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吾尝观欧西、日本之诗，无不言从军乐者；又尝观中国之诗，无不言从军苦者。甲午、乙未间，日本报章所载赠友人从军诗以千亿计，皆祝其勿生还者也。兵之初入营者，戚党赠之以标，曰“祈战死”，以视杜甫《兵车行》所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其一勇一怯，相去何太远耶？何怪乎中日之役，绿、旗、湘、淮军数十万，皆鼓声甫作，已弃甲曳兵而走也。夫兵者不祥，圣贤之“无义战”，宁非至道欤？虽然，为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为国民者不可以无勇。处今日生存竞争最剧最烈、百虎眈视、万鬼环瞰之世界，而然偷息，酣然偃卧，高语仁义，宁非羞耶？《诗》曰：天之方蹶，无为夸毗。《传》曰：夸毗，谓柔脆无骨之人也。夫人而柔脆无骨，谓之非人焉可也。合四万万柔脆无骨之人而成一国民，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中国世俗，有传为佳话者一二语，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干。此误尽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天生人而畀之以权利，且畀之以自保权利之力量，随即畀之以自保权利之责任者也，故人而不思保护其权利者，即我对于我而有未尽之责任也。故西儒之言曰：侵人自由权者为第一大罪，放弃己之自由权者罪亦如之。放弃何以有罪？谓其长恶人之气焰，损人类之资格也。犯而不校，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虽有足令人起敬者，然欲使尽天下而皆出于此途，是率天下人而为无骨、无血、无气之怪物，而弱肉强食之祸，将不知所终极也。中国数千年来误此见解，习非成是，并为一谈，使勇者日即于销磨，而怯者反有所借口，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民权由兹而失，国权由兹而亡。彼当局之人，日日割地而不以为怍者，岂非所谓能让者耶？岂非所谓唾面自干者耶？无勇之害，一至于此。彼西方之教，曷尝不曰爱敌如友、降己下人乎，然其人民遇有压力之来，未有不出全力以抗拒之者。为国流血，为民流血，为道流血，数千年西史不绝书焉。先圣昔贤之单语片言，固非顽钝无耻者所可借以藏身也。吾闻日本人有所谓日本魂者，谓尚武之精神是也。呜呼！吾国民果何时始有此精神乎？吾中国魂果安在乎？吾欲请帝遣巫阳而招之。

六曰无动。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动不能发光热，地非动不能育万类，人身之血轮片刻不动则全身冻且僵矣，故动者，万有之根原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动之谓也。乃今世之持论者则有异焉，曰安静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誉人之词也；曰喜事也，曰轻进也，曰纷更也，皆贬人之词也。有其举之莫敢废，有其废之莫敢举，一则曰依成法，再则曰查旧例，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然不动之域然后已。吾闻官场有六字之秘诀，曰：多叩头，少讲话。由今观之，又不惟官场而已，举国之人，皆从此六字陶镕出来者也。是故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谭浏阳先生《仁学》云：自李耳出，遂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废弛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起，柄权则颓暮矣。陈言者则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则命之曰露才扬己。既为糊名以取之，而复隘其途；既为年资以用之，而复严其等。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统政府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而可保也？呜呼！吾每读此言，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抑吾又闻之，重学之公例，谓凡物之有永静性者，必加之以外力而始能动也。故吾向者犹有所冀焉，冀外力之庶几助我乎。顾近年以来，中国受外力之加者，亦既屡见不一见矣，而其不动也依然，岂重学之例犹有未足据者耶？抑其外力所加者尚微弱，而与本性中所含之静力尚未足成比例耶？虽然，外力而加强焉加重焉，窃恐有不能受者矣。若是乎，此无动为大之中国，竟长此而终古也，是则可忧也。

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经历夫数千余年年年之渐渍，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传染蔓延也，盘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脑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万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长此安穷，贾长沙能无流涕！呜呼！我同胞苟深思焉，猛省焉，必当憬然于前此致弱之故，有不能专科罪于当局诸人；又怵然于此后救弱之法，有不能专责望于当局诸人者。吾请更质言其例。今日全国人所最集矢者，在枢臣之中，岂非载漪乎，刚毅乎，赵舒翘乎？在彊臣之中，岂非裕禄乎，毓贤乎，李秉衡乎？夫漪、刚、赵、裕、毓、李之误国殃民，万死不足蔽罪，无待言矣。今以漪、刚、赵为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他之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其有以愈于漪、刚、赵乎？吾未见其能也。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为皆不可用，而代以九卿、学士，其有以愈于尚、侍以上乎？以九卿、学士为皆不可用，而代以科、道、编、检、部员，其有以愈于九卿、学士乎？吾未见其能也。今以裕、毓、李为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以他之将军、督抚，其有以愈于裕、毓、李乎？吾未见其能也。以将军、督抚为皆不可用，而代以藩、臬、道、府，其有以愈于将军、督抚乎？以藩、臬、道、府为皆不可用，而代以同、通、州、县，其有以愈于藩、臬、道、府乎？吾未见其能也。充其类而极之，乃至以现时京外大小臣工为皆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未注朝籍之士民，其有以远愈于现时大小臣工乎？吾未见其能也。何也？吾见夫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漪、刚、赵、裕、毓、李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性质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盖先有无量数漪、刚、赵、裕、毓、李之同类，而漪、刚、赵、裕、毓、李乃乘时而出焉。之数人者，不过偶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漪、刚、赵、裕、毓、李去，而百千万亿之漪、刚、赵、裕、毓、李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李僵而桃代，狼却而虎前，有以愈乎？无以愈乎？吾请更以一言正告我国民：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国之兴也，非当局诸人遂能兴之也，国民兴之而已。政府之良否，恒与国民良否为比例，如寒暑针之与空气然，分杪无所差忒焉，丝毫不能假借焉。若我国民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则吾恐中国之弱，正未有艾也。

第三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

然则当局者遂无罪乎？曰：恶，是何言欤！是何言欤！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保护私产之术将奈何？彼私产者，固由国民之臂，而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国民如何然后能复还其公产？必有气焉而后可，必有智焉而后可，必有力焉而后可，必有群焉而后可，必有动焉而后可。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而私产乃如磐石苞桑而无所患。彼民贼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术，无一不以此五者为鹄，千条万绪而不紊其领，百变亿化而不离其宗，多历一年则其网愈密，多更一事则其术愈工。故夫今日之政术，不知经几百千万枭雄险鸷、敏练桀黠之民贼所运算布画，斟酌损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

所谓驯之之术者何也？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独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是民贼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后能就我范围。不见夫花匠乎？以松柏之健劲，而能蟠屈缭纠之，使如盘、如梯、如牖、如立人、如卧兽、如蟠蛇，何也？自其勾萌茎达之时而戕贼之也。不见夫戏兽者乎？以马之骏，以猴之黠，以狮之戾，以象之钝，而能使趋跄率舞于一庭，应弦合节，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稚之日而调伏之也。历代政治家所以驯其民者，有类于是矣。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于礼乐，吾虽不敢谓然，而要之中国数千年来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则断断然矣。秦皇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计也，以焚坑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为焚坑。宋艺祖开馆辑书，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定制艺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间，有上谕禁满人学八股，而曰：此等学问，不过笼制汉人。其手段方法，皆远出于秦皇之上，盖术之既久而日精也。试观今日所以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无他物乎！八股犹以为未足，而又设为割裂截搭、连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销磨数十年之精神，犹未能尽其伎俩，而遑及他事。犹以为未足，禁其用后世事、后世语，务驱此数百万侁侁衿缨之士，使束书不观，胸无一字，并中国往事且不识，更奚论外国！并日用应酬且不解，更奚论经世！犹以为未足，更助之以试帖，使之习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学为钞胥。犹以为未足，犹恐夫聪明俊伟之士，仅以八股、试帖、楷法不足尽其脑筋之用而横溢于他途也，于是提倡所谓考据、词章、金石、校勘之学者，一以涵盖笼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网。犹以为未足，有伪托道学者出，缘饰经传中一二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盖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故愤时忧国者则斥为多事，合群讲学者则目为朋党，以一物不知者为谨悫，以全无心肝者为善良。此等见地深入人心，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观于此，而叹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妇女之缠足者然，自幼而缠之，历数十年，及其长也，虽释放之，而亦不能良于行矣，盖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国藩曰：今日之中国，遂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嗟乎！谁为为之，而令我国民一至于此极也？

所谓之之术者何也？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语也，盖道尽中国数千年所以民之具矣。彼其所以驯吾民者，既已能使之如妾妇、如禽兽矣，夫待妾妇、禽兽之术，则何难之有？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摇头摆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故苟持一脔之肉以畜犬，则任使之如何跳掷，如何回旋，无不如意也；缠千金于腰以游妓，则任使之如何献媚，如何送情，无不如意也。民贼之吾民，亦若是已耳。齐桓公好紫，一国服紫。汉高祖恶儒，诸臣无敢儒冠。曹操号令于国中曰：有从我游者，吾能富而贵之。盖彼踞要津、握重权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国之人载颠载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而趋就之矣。而其趋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国中聪明最高、才力最强之人也。既已得此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则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彼蚁之在于垤也，自吾人视之，觉其至微贱、至幺麽而可怜也；而其中有大者王焉，有小者侯焉，群蚁营营逐逐以企仰此无量之光荣，莫肯让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沦于法也，一切政权、土地权、财权皆握于他人之手，本国人无一得与闻，自吾人视之，觉其跼天蹐地，无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谓官职焉，仍有其所谓科第焉，每三年开科取士，其状元之荣耀，无以异于昔时，越人之企望而趋争之者，至今犹若鹜焉。当顺治、康熙间，天下思明，反侧不安，圣祖仁皇帝一开博学鸿词科，再设明史馆，搜罗遗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盖所以民者得其道也。此术也，前此地球各专制之国莫不用之，而其最娴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则中国为最矣！

所谓役之之术者何也？彼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一家之私产矣，然国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数人可以督治而钤辖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于是官吏立焉。文明国之设官吏，所以为国民理其公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民；专制国之设官吏，所以为一姓保其私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君。此源头一殊，而末流千差万别，皆从此生焉。故专制国之职官，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中国之任官也，首狭其登进之途，使贤才者无自表见；又高悬一至荣耀、至清贵之格，以奖厉夫至无用之学问，使举国无贤无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聪明才力。消磨略尽，然后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绳之以格。资格既老，虽盲喑亦能跻极品；年俸未足，虽隽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经数十年之磨砻陶冶，恐其英气未尽去，而服从之性质未尽坚也；恐一英才得志，而无数英才慕而学之；英才多出，而旧法将不能束缚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蜷伏于一王之下。夫既无国事民事之可办，则任豪杰以为官吏，与任木偶为官吏等耳。而驾驭豪杰，总不如驾驭木偶之易易。彼历代民贼筹之熟矣，故中国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机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动，满盘机器，其事件不下千百万，以一人转捩之而绰绰然矣。全国官吏，其人数不下千百万，以一人驾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则由役之得其术也。夫机器者，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也，今举国之官吏皆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所以为驾驭计者则得矣，顾何以能立于今日文明竞进之世界乎？

所谓监之之术者何也？夫既得驯之、之、役之之术，则举国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虽然，一国之大，安保无一二非常豪杰不甘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者？又安保无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学陈涉之辍耕陇畔，效石勒之倚啸东门者？是不可以不监。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监民之具也。取于民之租税，所以充监民之经费也；设科第，开仕途，则于民中选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监其俦也。故他国之兵所以敌外侮，而中国之兵所以敌其民。昔有某西人语某亲王曰：贵国之兵太劣，不足与列强驰骋于彊场，盍整顿之？某亲王曰：吾国之兵，用以防家贼而已。呜呼！此三字者，盖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者也！夫既以国民为家贼，则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使不得联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故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动之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监之缚之之既久，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则惟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故夫国民非生而具此恶质也，亦非人人皆顽钝无耻也。其有不能驯者，则从而之；其有不受役者，则从而监之。举国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国国民腐败至于斯极，皆此之由。

观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斲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则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然则专制国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焉。呜呼！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夫历代民贼之用此术以驯民、民、役民、监民，数千年以迄今矣！其术之精巧完备如此，宜其永保私产、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顾何以刘兴项仆，甲攘乙夺，数千年来，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以吾观之，则数千年之所谓治者，岂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厌乱之既极，又加以杀人过半，户口顿减，谋食较易，相与帖然苟安而已！实则其中所含扰乱之种子，正多且剧也。夫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成国者。中国积弱之故，盖导源于数千年以前，日积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极敝而已。顾其极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显者，何也？昔者为一统独治之国，内患虽多，外忧非剧，故扰乱之种子常得而弥缝之，纵有一姓之兴亡，无关全种之荣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种之竞争，愈转愈剧。万马之足，万锋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虽合无量数聪明才智之士以应对之，犹恐不得当，乃群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俦，偃然高坐，酣然长睡于此世界之中，其将如何而可也？彼昔时之民贼，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时局也，故务以驯民、民、役民、监民为独一无二之秘传，譬犹居家设廛者，虑其子弟夥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夫如是，则吾固信其无能为盗者矣，其如家务廛务之废弛何？废弛犹可救也，一旦有外盗焉，哄然坏其门，入其堂，括其货物，迁其重器，彼时为子弟夥伴者，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暗室仍闭而莫为启，则惟有瞠目结舌，听外盗之入此室处，或划然长啸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国之情形，有类于是。彼有司牧国民之责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国民其知之否耶？

第四节积弱之源于近事者

以上三节所言，皆总因也，远因也，虽然，尚有分因焉，近因焉。总因、远因者，譬之刑法，则犹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则犹私罪也。总因、远因之种根虽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尝不可以奏效；即不治之而听其自生自灭，不有以增其种焉，培其根焉，则其害犹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旧病未去，新病复来，日积月深，纳污藏垢，驯至良医束手，岌岌待亡。吾尝纵览本朝入主中夏以来二百余年之往事，若者为失机，若者为养痈，若者为种祸，若者为激变，每一循省，未尝不椎心顿足，仰天而长恸也。略而论之，有四时代焉。

其一为顺治、康熙时代。满洲之崛起而奄有华夏也，其时天潢之英，从龙之彦，彬彬济济，颇不乏才，以方新之气，用天府之国，实千载一时之机也。然当发端伊始，有聚六洲之铁铸成大错者一事，则严满汉之界是也。摄政睿亲王，旷代之英才也，入关甫一月，即下教国中，使满汉互通昏姻，此实长治久安之计也。使当时诸臣，其识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虽子孙亿万年可也。乃便佞无耻如洪承畴，骄恣昏暴如鳌拜之流，渐握大权，睿王一薨，收孥削爵，尽反其所为，以快其忮嫉之私。基础败坏，实起于是。揆当时之情形，岂不以满洲仅数十万人，而驭汉人数万万人，惧力薄而不能压服之也。乃禁满人不得为士、不得为农、不得为工、不得为商，而一驱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于汉种，自不得不殊而别之，殆亦有万无得已者存耶？不知汉人沐栉而耕之，满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郁不平、殆哉岌岌之象，而满人资生日绌，智慧不开，亦安睹所谓利者耶？故中叶以后，而八旗生计之案，已为一大棘手之问题矣。

不宁惟是，界限之见日深一日。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终必有承大敝而受大创之时。逮于近年，遂有如刚毅辈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之十二字诀以乱天下者。追原祸始，不能不痛恨于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且吾辈所最切齿痛恨者民贼耳，使其为贼民之君也，岂能因其为汉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非汉人耶？吾嫉之犹蛇蝎也。使其为爱民之君也，岂必因其为满人而外视之？若今上皇帝，非满人耶？吾戴之犹父母也。故有特识而真爱国者，惟以民权之能伸与否为重，而不以君位之属于谁氏为重。彼欧洲列国，常有君统乏嗣，而迎立异国之公族以为君者矣。然则中国积弱之源，非必由于满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无疑于此者何也？则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此则顺治诸臣不能辞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内宁息，圣祖仁皇帝以英迈绝特之资，兼开创守成之业，与俄前皇大彼得同时并生，其雄才大略亦绝相似。彼时固尝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怀仁辈入直南书房，颇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习，百废具举，灿然可观。顾何以俄国自彼得以后，日盛月强，驯至今日为世界第一雄邦？中国自康熙以后，日腐月败，驯至今日为世界第一病国？何也？则以当时困于满汉界限之见，急于为满洲朝廷计利益，而未暇为中国国民谋进步也。是则大可惜者也。

其二为乾隆时代。当乾隆改元，满洲入中国殆百年矣。民气既静，外侮未来，以高宗纯皇帝之才，当此千载一时之遇，我国民最有望者，莫彼时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乃反用其才为我中国作专制政体之结局，是则有天运焉，有人事焉。识者不特为中国惜，且为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纵群臣愚柔士民为生平第一得意事业。六十年中，兴文字狱以十数，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狱，毛举细故，株连满廷。盖立于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终未曾一入刑部狱者，不过一人而已。使举国臣民栗慓慑伏于其肘下而后快于心。不宁惟是，又开四库馆以奖厉伪学，手批《通鉴》以诋名节，驱天下人使入于无用，习于无耻。不宁惟是，又四征八讨，南扫北伐，耗全国之财，涂万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盖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骚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记》，以为天下古今未有之尊荣。诚哉其尊荣矣，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君权之盛，至乾隆而极；国权之替，亦自乾隆而开矣。窃尝论之：东方之有乾隆，犹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借法国全盛之业，在位七十四年，骄侈满盈，达于极点，遂有“朕即国家也”一语，为今日全世界人所唾骂。及其崩殂，而法国无宁岁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绝后之惨剧，尔后君、民两党，转战接斗，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数十年。法国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断其项也，而其子孙以万乘之尊，卒送残魂于断头台上。路易一姓之鬼，亦从兹其馁；而法国民主之局，亦从兹而大定矣。然则其所以为志得意满者，岂不即为一败涂地之先声耶？其所以挫抑民气、压制民权者，岂不即为民气、民权之引线耶？中国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变，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惨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吾诚不愿我中国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国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顾吾尤惧夫我中国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国而渺不可睹也。独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于乾隆时代有余痛焉耳。

其三为咸丰、同治时代。洪、杨之难既作，痡毒全国，以十余年之力，仅克削平，而文宗显皇帝复为英、法联军所迫，北狩热河，鼎湖一去，龙髯不返。此实创巨痛深而无以复加者也。曾、胡、左、李诸贤，咸以一介儒将转战中原，沐雨栉风，百折不挠。吾每按其行迹，接其言论，有加敬焉，断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谤前辈也。虽然，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除胡文忠中道殂陨、不预后事之外，吾于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并时诸贤，有不能为讳者，以其仅能为中国定乱，不能为中国图治也。夫豪杰之任国事也，非徒使之不乱而已，而必求国家之光荣焉，求国民之进步焉。苟不尔尔，则如今日欧洲文明政体之国，永绝乱萌者，其将永无豪杰之出现乎？彼俾士麦、格兰斯顿何人也？乃我中国数千年来，惟扰乱之时有豪杰，而治平之时则无豪杰，是一奇也。呜呼！吾知其故矣。中国之所谓豪杰者，其任国事也，不过为朝廷之一姓，而非为国民之全体也。故或为一姓创立基业焉，或为一姓拥护私产焉，或为一姓光复旧物焉，数千年豪杰，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徒，亦犹是也。故诸公者，其在大清朝廷，可谓有莫大之勋；而其在我中国国民，则未尝有丝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谓之事君人，可谓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则瞠乎未有闻也。吾所云云，非谓欲劝诸公离朝廷而别有所建树也。当是时，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终日，盈廷昏庸衰谬之臣，既已心灰胆落，失所凭借，惟依阃外诸将帅以为重，此实除旧布新一大机会也。使曾、左、李诸人，有一毫为国民之心，乘此时，用此权，以整顿中央政府之制度，创立地方自治之规模，决非难也。果尔，则维新之业，与日本同时并起，迄今三十余年，雄长地球矣。而诸公何以无闻也？或为之解曰：当三十余年前，与欧洲交通未盛，诸公不知西法，不解维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谓维新者，非必西法之谓也。西法者，不过维新之形质耳，若维新之精神，则无中无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维新，岂战船之谓乎？岂洋操之谓乎？岂铁路之谓乎？岂开矿之谓乎？并无战船、洋操、铁路、开矿等事，而不得不谓之维新者，有其精神也。若中国近日，曷尝无战船、洋操、铁路、开矿等事，而仍不得谓之维新者，无其精神也。当同治初元，虽不能为形质之维新，岂不能为精神之维新？但使有精神之维新，而形质之维新自应弦赴节而至矣。当时曾、左、李诸贤岂不知官场之积弊，岂不知士风之颓坏，岂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识，运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辞劳苦，数贤协力，以改弦而更张之，吾度其事体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讨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废藩置县也。而日本诸公能毅然成之，我国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尝略揣诸贤之用心，曾则稍带暮气，守知足知止之戒，惮功高震主之患，日思争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遑及他事也；左则稍带骄气，其好战之雄心，已发而不可制，思贾其余勇，立功名于绝域，而不遑及他事也；李则谦不如曾，骄不如左，略知西法之美，思欲仿效，摭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义以责备之，则诸贤者皆有负于国民者也。曾之谦也，中老、杨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许国，则但当计国民之利害，不当计一身之利害。营私罔利，固不可也；惜爱身名，仍不可也。不见格兰斯顿乎，为爱尔兰自治之案，至于党员亲友，尽变敌国，而气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愧之也。左之骄也，意气用事也。彼其以如许血汗，如许心力，而开拓西域十余城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顿内政也。李之误也，亦由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者也。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过欲为朝廷保其私产，而非为国民扩其公益也。自余并时诸勋臣，除滥冒、骄蹇、粗悍者不计外，所称高流者，其性质亦不出于此三途矣。以当时大乱初定，天下颙颙望治，千载一时之机会，及诸贤分绾兵符，勋业赫赫，可以有为之凭借，失此不为，时会一失，驷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败，听其凌夷，此实千古之遗恨也。虽然，吾以此责望于曾、左、李诸人，吾固知其不伦矣。何则？彼诸人之思想、见识，本丝毫无以异于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杀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徼宠荣于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语以国民之公义，豪杰之责任，彼乌从而知之。闻李鸿章之使西域也，至德见前相俾士麦，叩李以生平功业，李历述其平发、平捻之事，意气颇自得。俾氏曰：公之功业，诚巍巍矣，然吾欧洲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家，欧人所不称也。李闻之有惭色云。嗟乎！吾惜李公闻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诸贤之终身未闻此言也。虽然，区区数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国之大，而所谓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仅仅如是也。

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乱之后，不惟不能起中国积弱之病，乃反窒中国图强之机。盖自兹以往，而彼势利顽固者流，以为天命永存，富贵长保，益增其骄侈满盈之气，更长其深闭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无所要索，仅订盟通商而去，彼等于是觉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复苏、常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于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为武功巍巍莫与京矣。自俄罗斯定约，还我伊犂，彼等不知他人之别有阴谋，而以为畏我之威矣。自越南谅山一役，以主待客，小获胜仗，彼等于是铺张扬厉之，以为中国兵力足挫欧洲强国而有余矣。坐是虚骄之气，日盛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辽东豕，如夜郎之不知汉大，如匈奴之自谓天骄，遂复歌舞湖山，粉饰藻火，仍出其数千年祖传秘诀，驯民、民、役民、监民之手段，汲汲然讲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而岂复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来往于其胸中者耶？于是而近十年来之局成矣，于是而近十年来之难作矣。

其四则最近时代。今上皇帝以天纵之资，抱如伤之念，借殷忧以启圣，惟多难以兴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爱中国而欲拯其祸也，其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西太后那拉氏梗乎其间。那拉氏垂帘三次，前后凡三十余年，中国之一线生机，芟夷斩伐而靡有孑遗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兴诸勋臣所以不能兴维新之治者，虽由其识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以肃顺为先朝顾命大臣，湘、淮诸将，皆所拔擢，而那拉以莫须有之狱，一旦骈其党而戮之；以恭亲王之亲贤，身当大难，仅安社稷，而那拉挟私愤而屏逐之，况于诸臣之起自疏逖而威权震主者耶？故曾国荃初复江南，旋即罢职闲居，曾国藩之胆，于是寒矣。左宗棠班师入觐，解其兵权，召入枢垣，虚隆其礼，阴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余百端，所以驾驭诸臣者，无不类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气而无能为役也。今夫专制之国之钤辖其民，以自保私产，古今恒情，吾姑无责焉。虽然，保之则亦有道矣。如彼俄罗斯者，现世最专制之国也，而其任百官也，则必尽其才，尊其权，政府之方针有定向，施政之条理有定程，盖虽不知有民，而犹知有国焉。其君其臣一心一德以务国事，此其所以强也。若那拉后者，非惟视中国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视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也。故忍将全国之大权畀诸数阉宦之手，竭全国之财力以穷极池台鸟兽之乐，遂使吾中国有所谓安仔政府，有所谓皮笑李政府者。盖二百余年来京师之腐败秽丑，未有甚于那拉时代者也。今上皇帝忍之无可忍，待之无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来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权耶？其仇国权耶？仇民权则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也，仇国权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呜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论》，那拉氏实书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来无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间，则我中国今日其勃兴如日本可也，其富乐如英、美可也，其威强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朊朊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长已矣耶，其未然耶？此吾所以中夜拔剑起舞，而涕泪弥襟矣。

结论

以上所论列中国病源，略尽于是矣。吾之所以下笔二万言，剌剌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傲睨一世，使酒骂坐，以快其口舌意气也；亦非有所抑郁不得志而诋当道，以浇其胸中块垒也。谚曰：解铃还须系铃人，又曰：心病还将心药医。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属于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国也者，吾之国也，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今既无救之之权，则不能不望于有权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则不能不望于众人之与吾同心者。吾所以著此书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论于全书之意亦在是。抑闻《大易》之义：剥极则复，否极则泰。吾中国今日之弱，岂犹未极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一声，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与后之不殊科耶？亦安知夫祸与福之不相倚耶？

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阍其难闻；人之无良，览横流其未极。哀莫大于心死，逝者如斯；祸已迫于眉然，泣将何及。莽莽千载，念来日之大难；芒芒九州，见夕阳之无限。岂一治一乱，昆明无不劫之灰；抑人谋鬼谋，精卫有未填之海。卷欧风与亚雨，惊咄咄其逼人；营兔裘于冰山，羌梦梦而视我。嗟夫！嗟夫！千年辽鹤，望人民城郭以怆神；何处铜驼，向棘地荆天而长涕。不辞瘏口，聊贡罪言。父兮母兮，胡宁忍予；墨耶泪耶，长歌当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