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唐代中期士大夫、文学家与思想家，河东人，亦称柳河东、柳柳州，柳宗元家势显赫，世代为官。年轻时仕途得意，平步青云，曾参与王叔文的永贞革新，不幸旋即失败，获罪贬谪永州，自此长期流放，身心寂寞痛苦，十年后改授柳州刺史，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岁。柳宗元以文学、思想、经学、宗教等领域的成就著称。文学方面，柳宗元在古文与韩愈齐名，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而古文运动的先驱是陈子昂 ，提倡“文以明道”，作品永州八记堪称山水游记典范之作，为中国游记文体的先河，影响深远；传记与寓言亦各有佳作存世，其擅用曲笔寄托个人悲愤；柳诗以山水著称，风格多变，常与陶渊明相提并论。思想方面，柳宗元关怀民间疾苦与百姓福祉，自视为儒家改革者，为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天与自然跟人事无关，反驳迷信习俗，上承荀子、王充的理性主义思想。他认为郡县制优胜于封建制，封建非圣人本意，所著《封建论》对后人多所启发。经学方面，柳宗元追随啖助、陆淳的春秋学，主张经学不可沦于琐碎，须阐述圣人义理，影响后世的春秋学。宗教方面，柳宗元认同佛教，并做为其仕途失败的慰藉。他认为儒、释两者并无冲突，可以并存互补。后世编撰柳宗元作品《柳河东集》传世。
家族
柳宗元出自河东柳氏西眷。五胡十六国时，柳宗元祖先柳恭率领族人南迁，其玄孙柳僧习于500年自南齐归附至北魏，成为高官，柳僧习的儿子们亦在西魏担任高官。隋、唐初，柳家在政治上显赫一时，接近关陇集团势力中心，多次和皇室联姻。柳宗元堂伯高祖柳奭的外甥女为唐高宗的王皇后[1]:30-33，但在武则天当权后，王皇后被废和处死，柳奭亦被迫辞去宰相之职，658年以谋逆之名处死，家人被发配为奴或流放，为官的柳氏族人多被贬抑，自此河东柳氏再也没有重拾昔日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成为普通的“旧族”，社会声望远低于其他山东士族如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当代学者陈弱水评曰此时柳氏已成为“第一等级中的二等家族”[1]:34-35。
柳氏坚持北方士族的传统，恪遵儒家道德规范与礼仪，熟读儒家经典，久居长安而不回乡。安史之乱时，柳宗元父亲柳镇带领家族逃走，先到河东的王屋山，再到南方的吴地。战乱结束后，柳镇重返长安为官，但此时河东柳氏已渐趋没落，惟与关陇集团仍联系密切[1]:36-38。柳宗元妻子来自弘农杨氏，岳父杨凭曾任京兆尹。河东柳氏也和山东士族通婚，柳宗元的母亲出自范阳卢氏北祖帝师房，连续五代祖先都是大儒[2]，柳宗元叔公的妻子出自赵郡李氏。柳宗元生于经济富足之家，其家族在长安西郊有数顷土地，俸禄丰厚。其家庭教育优良，藏书丰富，爱好书法与音乐[1]:39-40、42。
生平
长安时期
柳宗元童年生活平静舒适，三岁时就跟母亲学读诗，以神童闻名，十余岁时曾跟随父亲柳镇往长江中游地区，居住五年后回到长安。789年，十六岁起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考了四次终于高中[注 1]。793年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开始守丧，期间不能做官，跟随叔父前往邠州、宁州地区[1]:43-45，曾游历至边区青州等地。796年叔父过世，同年柳宗元与杨氏成婚。为了踏入仕途，他以两年时间准备，成功通过“博学宏词”考试。798年，柳宗元初次获任命，担任中书省集贤院编纂，后转蓝田县尉，803年擢升为监察御史里行，805年初再升为礼部员外郎，仕途顺遂[1]:46-47。柳宗元在长安时，与当时文坛领袖权德舆、崔之翰、士人领袖韦执谊交游，结交同辈好友韩愈、萧俛、李建、崔群、崔郾等；尤其与韩泰、李景俭、刘禹锡、吕温、陈谏、韩晔、凌准等过从甚密，他们关心政治改革，热衷讨论治国之术，王叔文、韦执谊、陆淳都是这个小圈子的领导人[1]:51-56。805年1月，唐顺宗即位，王叔文迅即掌握大权，领导柳宗元等约12个中层官员推行永贞革新，改革人事与制度，但被大部位权贵与官员认为是僭越夺权，引起反对[1]:64-65、71-73。同年8月，顺宗为宦官所迫而退位，柳宗元与王叔文、刘禹锡、韩泰等十人都获罪而贬抑，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于9月离开长安[1]:69、79、81。
外放时期
永贞革新的失败，是柳宗元人生转捩点，从此长期流放。805年柳宗元前往邵州途中时，被追加惩罚，改调到更偏远的永州，降职为司马。在母亲和外甥卢遵陪同下，他于年底到达永州，第二年母亲去世，柳宗元当时内疚得想过自尽[1]:194、81、171。他在永州待了十年，长期独身[注 2]，只有女儿没有子嗣，长期患病，身体衰弱，生活孤独痛苦，枯燥乏味，感时伤怀，沮丧愤懑，身处于国家最落后的地方[1]:81-82、63。他感到举世与他为敌，流放生活似乎永无尽头。许多朋友疏远他，甚至毁灭旧信。他在永州只有吴武陵一个志趣相投的好友，没有任何行政职责，因司马一职主要是安置流放朝官的闲职，他所能做的，就是为上级写应酬信件[1]:173、82-83。在近乎无望的环境下，柳宗元把自己改造成文学家和学者。正如韩愈后来所说，假如没有流放，柳宗元就不能创作出传之后世的作品。他努力读书和写作，探索永州的荒山，流连忘返于山川小溪之间，从游山玩水以找到慰藉，写下后世著名的山水游记散文[1]:63、83、186。
柳宗元写了不少信件给权贵，恳求他们帮助自己获赦。815年初，柳宗元由朝廷召回，回到长安不到两个月，再度外任柳州刺史。跟永州一样，柳州在当时士人眼中是蛮夷之地，还常受到临近土著的侵扰。柳宗元在柳州喜获一子柳周六（柳告），专心政事，减少写作[1]:173、81、84。他为百姓凿井，教化当地土著[3]:37，解放奴婢让其赎身[4]:51。819年，柳宗元卒于柳州，终年46岁，归葬长安，他死后次子柳周七才出生[1]:81、193、29、84。柳州人在罗池建庙纪念柳宗元[3]:38。作品后世编为《柳河东集》45卷[5]:401。
文学
文论
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属当时古文理论的主流，和韩愈相似，基本观念是，文学既要发扬儒家之道，又要追求艺术成就，文章的风格和内容一样重要[1]:134、133。其古文理论上承李华及元结等古文前辈的思想[6]:385，也受到韩愈的激励。年轻时柳宗元并不很着重文学，视文学创作为修辞技巧，不及政事重要，对古文并不热心。后来他相信文学是用来阐明“道”的工具，“文以明道”[1]:135、61、130，文学对士人虽只是“末”，不过也不可忽略，文学可以帮助士人领悟并阐明儒家之道“本”，一部好作品比一部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更能有效地阐述儒家之道。先秦和西汉时的著作是文学典范。但他仍然认为文学推进儒学的能力是有限的，从政才可以实现儒家理想，文学虽能阐述儒家之道，但不能加以实现[1]:131、135。他厌恶过度重视文学，光是“学古道，为古辞”是不足的[6]:406。
散文
游记
柳宗元文风安静，不像韩愈咄咄迫人，最为人所知的是山水游记和寓言，尤其是游记“永州八记”，文章融叙事、描写、议论于一体[7]:389。他在永州游山玩水，想借山水摆脱内心的痛苦，山水游记故意写得冷静超逸[3]:34，一方面客观刻划山水形貌，一面以冷峭的反语故作欢娱，来抑压内心的悲慨[8]:173。永州山水为世人所轻蔑，正与柳宗元际遇相同，因此他特别为永州山水作记，寄托自己的悲愤。永州八记不仅是对自然的赞美，更是充满对自己不幸境遇的愤慨[3]:45、50。《游黄溪记》强调永州山水之美，但因与首都远隔万里而被遗弃，尽管并不劣于北方的名胜，却不获好评，甚至被认为一无足观；柳宗元自己也是被遗弃之人，藉文章抗议不公[4]:47-48。《始得西山宴游记》把山的无与伦比，含蓄比喻作者自己的优秀[9]:109，并记下与自然融合的神秘体验[1]:187，感受到与万物冥合，如同“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心灵自由[10]:307。《钴𬭁潭记》反映即使享受到与自然为伍的乐趣时，尘世的痛苦烦恼仍然在心底深处[1]:188。《小石城山记》感慨人才在偏僻而陌生的地方白白耗费[9]:32。《愚溪诗序》记下他在冉溪买下土地建成庄园，把冉溪改名愚溪，把小丘名为愚丘，还有愚泉、愚沟、愚池、愚岛、自己的房子则叫愚堂，还建了一座愚亭。文章讽刺自己昔日的愚昩而非错误，抒发的是抗议与藐视而非后悔[1]:189-190。
写景方面，柳宗元特别擅长描写山石，如“大石林立，涣若奔云，错若置碁，怒者虎鬬”、“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10]:313。也有学者认为永州八记不是游记。黄耀堃认为《始得西山宴游记》所述游历甚至西山都是虚构的，文章只是寓言，文中“心凝形释”之说来自道家《列子》一书[11]:135-136，全文以虚拟手法表达《列子》思想，游山只是一种冥想[11]:137、140。倪豪士则认为永州八记词句有受传奇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影响之处[12]:88。
游记以外
柳宗元一直是著名作家，在长安时所写的赠序等应酬与纪念文章，已很受欢迎。他许多作品都描绘人民遭受苛政之苦，最著名、最具张力是《捕蛇者说》，讲述永州的荒野中，有人宁愿冒着被毒蛇咬死的危险，也要捕蛇以代替完税[1]:60、154。柳宗元现存约有12篇作品，都有“传奇”体裁的风格。与其他传奇相比，柳宗元总是直截了当写出故事含义，使文章更像议论文，而故事只是文中论据[1]:134-135。《种树郭橐驼传》指出种树人郭橐驼的成功，在于遵循树木天性，比喻妥善治理国家之方；《李赤传》讲述疯子爱上茅厕女神，不顾朋友阻止，最终溺死于茅厕，故事的教训是，世人的是非取舍，其实和李赤相同[7]:380。柳宗元寓言现存约有十篇，攻击迫害他的人与当权者，比喻作蠹虫、猿猴、鹰、蛇等；寓言也讽刺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天真和耿直[1]:171，核心问题是人是否天性愚蠢，以及人在不幸中的挣扎。《蝜蝂传》以昆虫蝜蝂[注 3]为例指出，贪得无厌的人会死于非命[9]:36-37。《愚溪对》采用寓言形式，记梦见愚溪神见责。愚溪既清又美，又有益于世，然而不被世人承认，得名为“愚”，理由是此溪居于偏远之地，不为有力者所知[4]:47。柳宗元以罪人之身，为文往往使用曲笔，表面上以第三者身份书写，实际上是自我叙述和表现。《祭吕衡州温文》就是发泄自己的不满，说吕温等于自我告白和自我表扬[4]:39-40，借着悼念被贬的吕温，感慨有政治理想，为国为民的人遭遇不幸，被贬谪而早死；贪赃枉法的反而高官厚禄，险诈狠毒的却活得长寿[3]:35-36。
诗歌
柳宗元诗歌传世有140多首，约三成是山水诗，有的诗风幽峭峻洁，有的平淡简古[8]:179。名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栖鸟不飞，行人绝迹，极写大雪中的幽寂，然后以孤舟独钓来点缀雪景，反映作者的孤独寂寞，又不甘屈服的精神[13]:303。其山水诗颇受南朝谢灵运影响，俱以游山玩水寄托寂寞心情，客观刻划山水，骈偶句法凝练工丽。《构法华寺西亭》前半篇以写景为主，叙事有层次，多用骈偶句法刻划景物，如“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与谢灵运诗相似；后半直接抒怀，所谓“神舒志适”，只是故作欢娱解脱的反语，自我安慰[8]:177-178。其他山水诗佳作如《溪居》，写贬居永州时的生活，“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早晨时和农夫一起去耕田，夜里坐船游玩，表面上写游山玩水的逍遥自在，但“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反面写寂寞的哀伤[3]:42、45。《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叙写水上夜游，雨后傍晚以轻舟出游潇湘，在舟上开怀畅饮，以蟹螯供朵颐之快，忽而在江空月高之时，随流漂逸而去，任其止泊，“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以“恣”“漫”二字，彰显在水流和野风中的自由[10]:308。感人之作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山尖似剑，割破愁肠，秋来迟暮，如果自己能有千万个化身，每一个都会于山峰站立望乡；写来悲哀沉痛，直白有力[3]:49-51。
辞赋
柳宗元曾模仿《离骚》作赋数十篇，其中《囚山赋》描写环绕四周的楚山如同囚牢，自己如猪牛一般被囚禁在深牢之底，但见井口微光，荆棘丛中野兽咆哮，似看管他的恶犬；写出阴暗的地狱山水[10]:305-306。《招海贾文》则是模仿《招魂》和《大招》的题目与结构而变化其内涵，叙述四方上下有鬼怪食人魂魄，以此劝诫海商不要贪图一时之利，冒险出海，不如留在故乡平安度日，隐喻讽刺侥幸铤而走险的士人，出人意表又别有新意[14]:56。柳宗元有时会自比作屈原，为自己所遇到的不公辩护时，会用骚体赋写作，如《悼屈原文》。他以骚赋体写成《天对》，回应屈原的《天问》，文中指责许多古代传说荒谬可笑，如大禹从母亲背上裂缝生出来的故事[1]:171、103，指出宇宙初开，浑沌不分，没有什么可说，后来分别明暗，有所变化，都是元气的作用[15]:704-705。《惩咎赋》先叙述其对古代治世的向往，和对当世的失望，自叙内心洁诚信宜，与“仁友”交往，每日盼望有所建树，致君尧舜；对于改革失败，归咎于顾虑不周，谗妒交构，以致获罪贬谪，获罪只因不肯苟同于世，过于坚信理想[8]:182-183。《逐毕方文》批评永州老百姓对怪鸟毕方的迷信，以为毕方酿成火灾[12]:190。
思想
儒家
柳宗元自视为儒家改革者，以尧舜孔子之道，安民济世为使命。他指出儒家之道往往为世人忽视，受蒙蔽于礼教，渴望能重振儒学，指导现世生活。他追求的是“言道、讲古、穷文辞”。在韩愈等人影响下，他鼓励年轻学者“学古道，为古辞”。“道”就是儒家二帝三王之道，人伦五常之道[1]:61-62、84、87；“古”是指古圣先贤的言行事迹[16]:252，古道即是儒家理想。尧舜孔子等儒家圣人是最值得钦佩和学习的古人，他写道“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改写自韩愈《原道》一文[注 4]。[1]:85、89-90圣人之道可通于万物，极具意义，不能怠慢视之[6]:402。道是“大公之道”，福泽天下百姓，尧禅位予舜，就是大公之道的体现。孟子认为应只讲仁义而不讲求“利”，柳宗元则表示反对，认为其说无视社会现实。他接受人类活动中有利己的一面[1]:90-92。
柳宗元的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儒家之道要为百姓带来福祉，儒家信念的基础，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圣人同情和力图解救人民痛苦[1]:153、152、92。孔子最高贵的品质，就是有不忍生民疾苦之心。一般士人也许难以避免逐求私利，但必须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念[16]:255-256。从政是实行儒道的最有效途径。儒家之道即为政之道[16]:260、258，也是治世之道，士人入仕做官，比做一个儒家学者更有价值，治世与道的关系也比文学与道的更紧密[1]:92-93。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赞许伊尹五次求仕于桀德行崇高，以生民福祉为心[16]:258。柳宗元相信在儒家的世俗生活以外，还存在其他如道家或佛教的合理生活方式，他在精神领域让步于佛教和道家，没有像韩愈那样挑战“佛内儒外”的前提，思想是比较保守的[1]:125、128。
自然论
柳宗元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不相信天灾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或惩罚。他抨击汉代儒家董仲舒采用阴阳家天人相应的宇宙论，主张和荀子相似。柳宗元对天有一自然主义的概念，视天为自然的事物，由气构成，有自己的法则与盛衰，与人类行为毫无关系[1]:62、108、113。所谓天，是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与大地万物一样，都是物质的东西，自然的变化是无意识的，人的活动才有意识。天不能赏功不能罚祸，人间祸福都和天无关；含冤怨天，或是以为天道仁慈会拯救世人，都是错误的[15]:702、710。柳宗元著有《天说》一文，说明天人并不相干，上承荀子与王充之说，批评俗儒以为天能为人主宰，赏善罚恶，而不知天时人事，各有其领域。天与其他山川草本都同属自然界的现象，虽有变异亦与人无干[5]:403。文章并批评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彪等人的天命论“诳乱后代”，汉儒尊崇《吕氏春秋》，按五行、十二月、七十二候来施政，实违背圣人之道[5]:404。柳宗元又著有《时令论》，批判《礼记．月令》的天人感应是迷信的，君主的庆赏、刑罚、措施和政令，完全没有必要与天时配合，其《非国语》则指出，地震、山崩、河涸，都是阴阳之气流动冲激的作用，人的认识不能完全了解这些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用都不是替人打算，或为人作什么准备[15]:708、711。
人伦道德也和天无关，道是人世间的道，是道德准则，不存在其他宇宙论或形而上的真理。他尤其憎恨传统儒家视“天”为价值来源的想法，极端抗拒“天道”[1]:112、96-97。道德准则是世俗的，没有超自然、超验、形而上的来源或根据，现世没有联系于另一世界。未能遵守儒家之道，也不一定带来灾祸。柳宗元理解的道局限于人类社会、世俗层面，没有先验、宇宙论的基础，相对于韩愈，柳宗元的观点是较保守的[1]:100、119。
政治与社会
柳宗元一直关注受苦的百姓，尤其是深受暴政之苦的人民。他提倡要忠于朝廷，政府应减少干预人民，反映他反对当时藩镇割据，亦反对政府聚敛以应付军费。在《捕蛇者说》，他批评中唐时的赋税制度，反映农村的萧条破败[5]:153、96、155。他摒弃了天命的观念，主张人民的支持，是王朝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巩固君王统治权的正是百姓的支持，“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他是中国传统主要思想家中唯一一个直率抨击天命论的学者[1]:159。政权的建立，是由于聪明有力者掌握强权，以实行公理；君主的设立，既非出于人民的自然拥戴，更非上天授命[5]:402。他赞扬零陵县令薛存义能废除苛刻不公的赋税，认为老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人，官员只是他们的公仆，“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被自己雇来为自己服务的人残暴地对待，是最严重的不公。这可能是中国思想传统中最接近民主观念的思想，即使开明如清代黄宗羲，也没有像柳宗元那样，从官员是百姓出钱雇用的公仆出发来论证官员的责任[1]:157、159。柳宗元论及政治起源及政权基础的观点，可说近乎儒家“异端”[5]:406。
古人大多认为封建天下，乃天子分封的结果，柳宗元《封建论》则一反旧说，认为封建天下，乃政治组织发展由小至大的最后结果[5]:402。他辩称古代封建制度并非圣人的设计，亦非出于人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1]:97。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依靠诸侯才能成功，成功以后当然不能废除封建制，他们保存封建制，是当时形势所决定的。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意思。历史事实证明郡县制优于封建制[15]:719、721、715。他讨论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利弊，所关心的可能是中唐时藩镇割据问题，否定任何分裂的政治制度[1]:98。学者考证《封建论》一文参考了杜佑《通典》中的观点，是杜佑之论的深化发展[17]:73、78。柳宗元指出郡县制打破了贵族世袭的制度[15]:722，他有意打破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界线，其《永州铁炉步志》讽刺贵族世家的阶级优越感，以及其所受到社会的吹捧。他支持贵族的没落，相信人从本质上都是平等的，都是秉气所生。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应由他的品质优劣来决定，而不是他的出身门第[1]:159-162。
处世
柳宗元主张做人要明哲保身以求存，容忍种种不如意，和别人和谐相处，以免受伤害。世上“善人少，不善人多”，做人应像马车那样“内方外圆”，心中牢记自己的原则，而圆滑地应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1]:173-174。他引用儒家格言如“允恭克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以证其说，也引用《道德经》如“守其雌”，以说明要谦让顺从。儒家思想和老子思想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教人要谦卑自全[1]:175-176。
经学
柳宗元追随啖助、陆淳的春秋学，主张经学不可沦于琐碎的章句之学，而是要做到“圣人有心，由我而得”[16]:267。他是经学家陆淳名义上的弟子，802年前后，又与刘禹锡、韩泰一起受学于国子监老师施士丐，学习《诗经》。在永州时，他深入研究经学，认为马融、郑玄都只是“章句师”，解释经中只言片语，而忽视其整体含义[1]:56-57、137。他挑战传统经学以评注为主的方法，主张经学的目的在于领悟圣人之心和“道之原”。不过，客观地理解经典是进一步求道的基础，前人评注仍有重要性。柳宗元并未对五经下注解，主要兴趣在《春秋》经，《晋文公问守原议》一文批评《左传》中晋文公让宦官议政[1]:138-140。《国语》在唐代被视为“《春秋》外传”，左丘明所作，柳宗元撰有《非国语》，指出《国语》“谓之近经”，却包含很多荒谬观点。与道相扺触。《非国语》可视为对《左传》的间接批评，受他批评的《国语》内容又见于《左传》[1]:141、143-144。
宗教
佛道二教
柳宗元不算虔诚佛教徒，但一生都赞同佛教。他自小就喜欢佛教，在长安时曾与灵澈等南方僧人交游[1]:102、57-58。初到永州时没有居所，住在永州西郊龙兴寺，因喜爱信佛，他也很喜欢这新住所，一个女儿出家为尼。柳宗元不坐禅、不持佛诵号，但诵读佛经，与僧人思想交流。他认为佛教是智慧之源，开悟启智，使人更深刻地洞察真理，不受日常生活所蒙蔽[1]:177-179、183，是他的心灵支柱。他和永州当地佛教徒关系密切，尤其是天台宗与律宗，最亲密的精神伙伴是龙兴寺住持重巽，和南岳衡山的僧人也有接触。他自觉深刻了解佛教教义，非常欣赏“中观”和“中谛”思想，认为天台宗的中谛是佛教教义根本[1]:83、178、180-181。柳宗元的佛教情怀主要是对自己仕途失败的反应。佛教思想可能赋予他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自己尘世中的失败，不用耿耿于怀。他怀有“佛内儒外”思想。认为佛教与儒家教义上没有冲突，可以共存[1]:191、181、184-185。佛教所讲的佛性，就是儒家的性本善，佛教儒家并无矛盾，中心思想基本一致，孔子以后儒家衰败，幸而有佛教传来恢复儒家之道，佛教可说不是儒家的敌人而是功臣[15]:729、726。他几次为了维护佛教而反驳韩愈，认为韩愈所恨的只是佛教的外表，而遗弃其内部精神，就像遗弃了石头而不知石中宝玉。柳宗元却批评禅宗，相信并没有禅宗所谓顿悟成佛的直接途径，不遵从行为规则和戒律就不可能净化自己。他也抨击禅宗主张不读佛经，有反智倾向[1]:102、181-183。
柳宗元赞同老子哲理，对道教却甚为鄙视，指出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追求长生术是自私的，那种生活毫无意义[1]:87、104、115-116。如果不死就算长生，他质问：树木石头乌龟都长存，难道也算得道吗[15]:727？
反迷信
柳宗元批判世人一切超自然、迷信的观念，包括道家追求长生不死、神迹、占卜、巫术、相面、星占、风水、祖荫、吉兆凶兆、崇拜鬼神、祭祀、择日等等[注 5]。他在《非国语》攻击《国语》一书记录的种种超自然观念[1]:104、101，批评春秋时期对天的各种讨论迂诞愚昩，也嘲讽伏羲牛头人身、女娲人头蛇身等神话传说，可说秉持经验主义、现实主义[1]:108、102-103，个人命运和自身功过是没有关系的，不存在因果报应或善恶终有报。古代圣人有时神道设教，但柳宗元怀疑圣人自己是否真正相信鬼神存在，也许只是借此诱导愚夫愚妇。祭祀只是象征性地表达人们关心的事情。政府若是切实施行仁政，朝廷仪式也没有存在必要。这说法受到后世儒家学者的讉责[15]:114、116-118。
影响
柳宗元声誉日隆，虽然身处南荒，也有不少青年士子远来求教[16]:251。在他的发起下，天人关系成为中唐当时的重要议题，韩愈、白居易、元稹、吕温、刘禹锡、李翱、牛僧孺都为文回应柳宗元对天看法，大体上都反对天人感应之论。宋代欧阳修并删去《新唐书．五行志》一章里有关天时与政治活动相关联的部分[1]:119、121。柳宗元的春秋学是宋代春秋学的源流，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人所著的封建论很多，都不能无视柳宗元《封建论》一文[17]:11、55，不管同意与否，宋人封建论都以柳宗元的论述为前提，受他启发而发展，如叶适、陈亮的立论都参考过《封建论》[17]:60、57。永州八记描述生动，感慨深沉，对后世游记有长久影响。永州八记发现美景而不愿私有，欲公诸同好[18]:10，要把奇山异水藏在文章里，以传后人。这种想法从朱熹到恽敬的游记里，屡加强调。《始得西山宴游记》等文卧游坐观，以小喻大，以近喻远，把山水拟人化，后来苏轼、范成大、徐宏祖、袁枚等人都有类似写法，钱邦芑甚至有抄袭之嫌[18]:11。苏舜钦《沧浪亭记》明显学柳宗元《钴𬭁潭西小丘记》[17]:10；姚鼐描写溪石“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亦学习自《钴𬭁潭西小丘记》“若牛马之饮于溪”[18]:11。北宋时，穆修校订出版了柳集，为古文复兴奠定基石，影响了当时简古和晦涩的文风，也影响了苏轼的为文。柳宗元诗对宋人的审美观和艺术观都有影响，苏轼、黄庭坚等人都学柳诗“简古澹泊”的风格[17]:7、16-17，黄庭坚《游愚溪》正学习《愚溪诗》。辞赋方面，梅尧臣《乞巧赋》学习柳宗元《乞巧文》[19]:102。
地位与评价
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是与韩愈齐名的散文家[7]:376，甚或认为他作为散文家超过了韩愈[9]:31，二人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性巨人，倡导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柳宗元通过其文学创作的出色成就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展示了古体散文既是交流思想的出色途径，也能创作富于文学价值的作品[1]:129-131。自宋代起，柳宗元就因其优秀山水游记与山水诗，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一起，被视为描写自然景色与隐居生活的四位唐代大师[1]:190。柳宗元是中国游记的奠基人，永州八记前承元结的《右溪记》，后启宋明以下的游记，后人奉为游记典范。到了永州八记，游记散文才兼有感性与知性，把散文艺术中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之功共冶一炉[18]:10-11、52。宋代文坛大体上崇韩抑柳。《旧唐书》对柳宗元评价甚高，宋初柳开、王禹偁都并尊韩愈与柳宗元，把柳宗元视为韩愈的响应者[17]:1-3、9，欧阳修却把柳宗元视为“韩门之罪人”，宋祁亦认为柳文不如韩文。苏轼则称赞柳文妙绝古今[17]:6、11、18，学习柳文，启发了宋人对柳宗元的关注与好评。柳文在南宋以后更受重视，受确立为古文典范，地位与韩愈等同[17]:19、21。南宋王十朋说柳文“普行于世，学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诗歌方面，柳宗元和陶渊明常常相提并论[19]:103、102。柳宗元诗在唐代不受重视，到宋代却受到欢迎，一般认为柳诗亦于胜于韩愈诗，苏轼认为柳诗在陶渊明之下，韦应物之上[17]:18、17。
思想史上，柳宗元是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领袖，属于唐代士大夫中开始探究儒家之道的第一代人，预示著儒家思想传统的复兴。他把儒家之道界定为民本之道与治世之道，代表了中唐时儒家的主流思想[1]:128、99、121。柳宗元的政事和思想，虽受宋代道学家所批评，但宋代士大夫基本上肯定政治家柳宗元[17]:22、38。宋人一面批评柳宗元的政治主张，一面赞赏他是个有为的政治家。经学方面，《非国语》一书则受司马光、江惇礼、苏轼等批评[17]:46、51-52，不为宋人所接受。1104年朝廷下敕封柳宗元“文惠侯”，1158年封为“文惠昭灵侯”[17]:54、20-21。现代中国学者视柳宗元为唯物主义思想家[9]:31。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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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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