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救济贫苦为中国的中上层嫉妒仇恨
基督教对贫困者、弱者历来同情且予以帮助。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他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皈依者多是贫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等。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山西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会在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慈善工作。
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
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约300万人，80%在农村。基督徒70万人，70%在农村。农村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民。城市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民、工人、小贩等。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但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恶劣，1923年有816人，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6成以上。即使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为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海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至大。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107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结出丰硕果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和圣约翰等大学都是教会大学。1937年统计，教会设有男子中学100所，女子中学95所，男女合校53所，学生总数约5万人。教会设立医院260家，每家医院都附设护理学校培养护士。传教士帮助中国设立第一批孤儿院、育婴院、聋哑学校、麻风病院、养老院、赈灾会……1930年代，35%的中国知识精英曾经受教于教会学校，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医院。
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不辞辛劳来华布道，这种超越个人名利的献身宗教的行为，中国人不易理解。到了20世纪后半叶，官方基督教会仍谴责传教士布道是“文化侵略”，显然是儒家的排外主义在作祟。基督教原本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界限的，“世界主义”是基督教奉献给人类的宝贵思想，竟然被视为“反动思想”而遭批判。
心理学说，人有多层动机，如生理动机、功利动机等等。基于生理欲望去行动，基于功利算计去行动，这是普遍人性。但是，来华传教士显然不能纳入到生理动机驱动类别，不能纳入到功利动机驱动类别去考虑他们属于基于信仰动机的行动者。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舍生忘死，我们只能把他们的动机理解为信仰动机，把他们归类为信仰行动者。
我们不理解信仰行动者这类人。因为我们现实中见得少，历史记载中似乎也不多。诸子百家中，法家肯定不是这样人，商鞅是绝对的功利动机。老子也不是，老子看到你们傻，他走人了。孔夫子周游列国，有些信仰行动者的色彩，但更有为现实利害而策略的一面。接近这类信仰行动者就是墨子，可惜墨家的传统没有强有力地传承下来。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基于信仰去行动的这么一种人格形态，没有形成传统。秦朝以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堕落的历史，一直堕落到只有生理和利益的冲动。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停止坠落的、精神上重新上台阶的过程。中国人最起码要进入信仰层面，基于信仰去做新人，中国人应当有信仰践行者。
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从信仰层面来的，而我们的历史榜样中，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人。在生理和利益的框架之外的行为动机，人们不理解，人们总要揣测他们背后的功利动机，只要找不到功利动机，人们就觉得这就不正常。会认为一定有功利动机，只不过是隐藏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攻击传教士是帝国主义马前卒，是来搞情报的，总要拿着功利的算盘算去猜测人家，因为中国人的脑子里没有信仰那杆秤。
二，基督教来华遭三难
1582年利玛窦入华以来400多年，因基督教引发的冲突事件不少，有三次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冲突事件是罗马教廷和康熙的冲突，就是17-18世纪初叶的“礼仪之争”。
1650年中国耶稣会教友达15万人，1667年中国耶稣会教友达25万多人，1670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信徒共27万人。天主教的发展，引起了来自中国官吏的排斥。1661年，顺治病逝，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大臣杨光先说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清廷会审汤若望和钦天监官员，1665年三月十六日，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
在汤若望等人经初审被判处死刑之后，曾进行了一次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的实际检验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与事实相符，最为正确。但是，对汤若望等人的处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怀仁等人出现错误，从而为迫害他们寻找有力的借口。按照判决，次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这显然吓呆了顶层。汤若望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斩头。至此，一大批学习西方数学的汉人天文专家，被彻底杀净。
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和在祠堂、家中举行的祭祖礼仪，不准摆设牌位。1704年11月，教皇克勒门十一世发布严厉的祭祖祭孔禁约，1721年1月18日才翻译为中文呈康熙帝御览。康熙，岂能容忍“教皇比我大”？康熙大怒，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24年，雍正批准礼部发布禁教令通谕各省：着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极刑；各省西教士限半年内离境，前往澳门。全国教堂300座均被没收，改为谷仓、关帝庙、天后宫或书院。
第二次冲突就是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这主要是基督教跟乡绅的冲突。
大家一说义和团就是义和拳，好像是些没文化的底层暴徒，其实后来慢慢地发现：义和团后面的组织者主要是乡绅，说白了就是家族祠堂的儒教组织者们跟基督教的冲突。拳民后面坐镇指挥的，多是当地有名望的儒家乡绅。“礼仪之争”，是在教皇和皇帝之间这个社会顶层展开的；义和团的冲突，是中国乡绅反基督教的运动，主要是在社会基层展开的。
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对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教采取了退让和保护的姿态，但没想到在民间兴起了屠杀教民、攻击教会、屠杀传教士的行动。1887年11月1日夜，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11月13日，德政府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惩办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曹济道锡良、巨野知县许廷瑞等近十名地方官；赔银20万两，并在巨野、济宁、曹州等地建造教堂及传教士防护住所。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仅仅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据统计：义和团杀掉了几千名外国传教士和50万中国教民。1900年8月13日，八国联军抵北京郊外，十几万义和团一溃不可收拾。逃散的义和团被受过骚扰劫掠的农民们捕获杀掉。
基督教对贫困者、弱者历来同情且予以帮助。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他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山西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会在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慈善工作。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
传教士做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义和团还要去烧教堂、烧学校、杀教徒、杀洋学生呢？原因就是：乡绅的权力，是围绕着家族祠堂的祭祖和祠堂私塾的组织展开的，基督教的发展，正好冲击了祭祖和读书考官的乡绅社会权力结构。
第三次冲突，就是民国时期，从1922年到1927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基督教运动。“五四运动”是以反基督教的运动结束的，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把反基督教当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最后表现在1927年收回有教会背景的学校的教育权上。民国时期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这是左派；还有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右派的，国共两党重要的知识分子联手反基督教，这个行动一直到蒋介石和基督徒宋美龄结婚才停止。
这三次冲突，一次是跟王权的冲突，一次是跟士绅的冲突，一次是跟知识分子的冲突，中国社会几乎每个阶层都跟基督教冲突了一次。
三，1920年代的非基运动
爆发于19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苏俄指使下的黄俄反西化的政治斗争。苏联认为：不断发展的基督教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是中国人亲俄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赤色影响。1923年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就指出：“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曾指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各国共党“必须同僧侣、基督教教会和其它类分子的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影响作斗争”。
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首见于1906年《论教育之宗旨》：“今日教育……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占10%，实利主义当占其40%，德育当占其20%，美育当占其25%，而世界观则占其5%。”正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1912年北京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宣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力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16年3月间，蔡元培与吴玉章等联同法国学者名流发起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在发起会上阐述了“以法为师”、“反对教会”的思想。法华教育会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中介组织，而且，蔡元培所讴歌的法国唯物主义正是柏克所深恶痛绝的。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蔡认为：“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美育可否取代宗教？宗教有文本，有神祗，更有关乎于此的文化，绵绵不绝；取消之，就是取消了文化。美育载体何在？不甚清楚。且宗教道德在星空，在恒常，可以衍射上下古今。美育则异：每一时代各有每一个时代的美，美不是星空律，没有永恒性；必然导致以意识形态诠释美和丑，发生法西斯美学和马式美学。五四时期，蔡继续提倡和推行“美感教育”，鲁迅、陈独秀等名流纷纷应和。
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开始酝酿组织“非宗教同盟”。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外国人自由办理。”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
1922年1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布将于4月在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的消息。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了由部分上海学生组成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00余人，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彭邦栋、邓中夏、黄日葵等15人为干事。
3月1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主要由留日和留法学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是典型的胡说八道！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各省市学界闻风响应，议定年底耶诞节该周定为“非基督教周”。
4月4～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大会，政府派大批军警到会保护。4月4日，李大钊、邓中夏、肖子升、李石曾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3千多人参加，不少学者上台发表演说。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
胡适这么一个思想偏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掺和了，只不过不太积极而已，他也参加了“非基”签名。胡适在非基督教运动前夕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认为：“中国知识阶级对于基督教，我认为应该有两种态度。第一是容忍，第二是了解。承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认基督徒在相当范围的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经典和历史，知道他在历史上造的福和作的孽，知道他的哪一部分是精彩，哪一部分是糟粕，这是了解。”
北大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5教授于1922年3月31日发表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说：“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陈独秀在报上指摘5教授“向强者献媚”。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信教自由的讨论——致陈独秀》，又以“仲密”的笔名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两文都认为：“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思想取缔的黎明”；而“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而他们这几个教授是“少数之少数”，是真正的弱者。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句话应该是由他们几位向陈独秀说的。陈独秀又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坚持认为：“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呢？陈独秀呼吁：“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陈表达了苏俄一个核心观点：只要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就可无视其对立面的基本人权。
1924年8月上海各校学生重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并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人柯柏年、张秋人、唐公宪等人参加的5人委员会，具体负责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至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苏州、宁波、杭州、绍兴、广州、长沙、青岛、武汉、河南、太原、西安、重庆以及日本等地都先后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
1924年广州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支部把12月22～27日，即圣诞节的时期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迫听者离场；而且组织宣传队强进教会学校，作反帝的宣传。12月下旬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周”活动。王尽美等共产党人在趵突泉外的药王庙等处，一连数日与基督教徒展开激烈辩论。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反西方的怒潮，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被迫离开中国；即使勉强留下的，亦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不能雇用仆人，食物供应有时出现困难，公开聚会也受干扰。非基运动亦转趋暴力化，有报导某些城乡的基督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颈项上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
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学生联合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是年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
1926年广州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将名称改为“反文化侵略大同盟”。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当国民政府北伐时，北伐军所到处，屡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占住的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那些偏远乡间的教堂，不少被迫关门，信徒也流失了。反倒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直至北伐军进占为止，非基运动都受到政府的抑制，故所受冲击较少。
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了“南京事件”，西方传教士多人被杀身死，使非基督教运动的浪潮，达到最高潮。
非基运动历时5年，是苏联势力登上中国历时舞台后一个重要的开场白。当时的人们对欧美文明往往采取民族主义拒绝态度；对俄国的主义则采取毫无保留的拿来主义。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来源：逻辑关敏的个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