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蘭:中國大危機之序

话说1912年7月,清帝退位半年之后,保皇派大本营山东省昌邑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一个村乡里乡亲的村民,没剪辫子的把剪了辫子的27人全部杀死,连个全尸都不留!杀人者很快就被官府抓了,全部处死!杀人者到底图什么呢?你留你的辫子,他剪他的辫子,朝廷都不管,有什么问题吗?不行,虽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但杀人者自己犯贱跪着,绝不容许别人站起来。这些愿意跪着的人宁愿自己被处死,也一定要把站起来的人打死!

山东省昌邑县的这些乡民,搁在今天,叫“五毛”或“自干五”。中国有一批被称作五毛和自干五的人,他们是把愚蠢当做生意来做的特种愚民——奸诈之民。超级大五毛司马南有一句名言,“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取之愚民,用之移民”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司马南、孔庆东等人被称为中共的“超级双料大五毛”。

一个国家充斥着太多这样的爱国贼,离亡国不远矣!孟德斯鸠曾说,“维系共和宪政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立宪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专制的是臣民的奴性。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政体,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们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或者至少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一个国家的进步,必须有足够多的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精英掌握方向;一个国家可持续的符合人人平等幸福标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可能建立在大多数国民精神分裂的基础上。

五毛是典型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或人格分裂的群体。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标准的“特种愚民”,这个国家配得言行不一、道德沦丧的推崇功利主义的极权政府。这个极权政府后面,还有一群愚昧的被称为智囊的“高级五毛”。有一个段子讽刺中国的“无敌智囊”:外事不决:问金灿荣;内事不决:问胡鞍钢;经济问题:问李稻葵;政治问题:问胡锡进;文化问题:问周小平;军事问题:问金一南;外交问题:问张维为。

这个段子极具嘲讽之意。谁也不能不能否认,这几位都是中国当红的炸子鸡。这样的“智囊”充当国家领导人的耳目,可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余杰称之为“五鬼乱华”。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归属于暴君、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这五类“鬼”。这五种“鬼”彼此伤害,又互相融合,已然弄不清楚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他们“五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打造这座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动物农庄”。十四亿人在其中翩翩起舞、自得其乐,外面的人不能进去,里面的人不能出去。这样的国家,不是人间炼狱又是什么呢?

不是进入上帝之门,就是进入地狱之门。通向天堂之门,门可罗雀;通向地狱之门,人头涌涌。地狱之门往往镀着光彩夺目的金粉,很少人知道打开大门之后会见到什么。中外历史上,山本五十六是个例外。当年日本要跟美国开战,他极力反对。山本是哈佛高材生,日本驻美武官,是美国通,很清楚美国实力,所以他反对对美开战,反对对外侵略。可是奈何爱国群众的“民意难违”,加上高层、右翼以及愚蠢的天皇给他的巨大压力。就像今天中共的高官一面跟美国“开战”,一面把子女和财产送到美国。山本不傻,他让自己孩子去三菱重工做高管,别人家的孩子做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因为山本已经看到了未来。山本用大清给同僚举例:别看(清国)大,别看人多,都是昏头,整个民族沉浸在错综复杂而又虚幻的狂欢里,看不清自己和世界的差距,这个国家最终会被奴才、太监和那个女人拖垮。清朝的“奴才”“太监”,到了今天,大多变成“五毛”“自干五”。“那个女人”则变成了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领袖”。

所谓愚民的特征之一,是丧失自我;自我的丧失,源于他们心中没有上帝。或者说,他们的祖先早就被上帝所抛弃。有一个段子这样说:北京有三个地方,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排几百米的长龙。一个是毛泽东纪念堂,一个是北京信访局,一个是美国大使馆。代表了这国的三个人群:愚昧、苦难和觉醒。一个愚昧、苦难的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极权主义是它的必由之路。

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是愚民。政治野心家通过愚民的拥护,建立了极权主义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并不是暴君而是愚民。一个国家愚民过半,一定是个专制国家。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

分析德国希特勒上台,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来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因为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就成为一种对他们的忽视)。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更幸福。而正是这个政权的巨大组织,对他们实施欺骗、麻痹和残害。很长时间以来,智性和道德标准衰败到如此之低,以至于完全不能调动一次精神上的真正提升。而同时,在一个贬值了的国家中,他们却陶醉在代表一个新国家的感觉当中,一个的确是贬值了的世界。托马斯·曼的这段话,把“德国”两个字换成“中国”,完全概括了当下中国大陆人民的集体社会心理状态。

极权主义国家用利诱撑起它的权力和金钱拜物教。说大陆中国人完全没有所信之物,并不客观。大陆中国人,有的是世俗的物质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缺乏的是超自然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

秦以后的专制文化是产生愚民的文化。中国大陆有大批被几千年专制皇权驯服和熏陶、逆来顺受的良民,只要还不饿死,甚至就是饿死也不敢反抗。六十年前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种粮的农民,但国内仍是一片大好形势,河清海晏。毛泽东和吃着特供的官员们,肉照吃,舞照跳,而被堵在家里不准出门逃命要饭的饥民,活活饿死了数千万。

饥饿是毛泽东发明的最有效的洗脑术。当人处于极度饥饿时,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类的一切尊严和自我意识,都被慢慢消弭。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让人在饥饿状态慢慢消耗体力,慢慢死亡,慢慢丧失自我,从而失去反抗意识,接受死亡和一切命运。这种从死亡线上挣扎而活过来的人,大脑受到损害,完成洗脑的过程——这是一种不用毒气的屠杀,是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更残忍的集体大屠杀。被洗脑后的脑残与医学中的脑外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brain syndrome)情形类似。脑外伤病人在恢复期以后,长期存在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或精神性症状。洗脑后遗症也是一种生理现象加精神现象。被洗脑的人很难回到洗脑前的状态。

身体饥饿加上精神饥饿是制造愚民的两个基本手段。愚蠢是谎言熏陶的结果。朋霍费尔指出: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愚蠢的行为是个人的心理烙印决定的选择,跟身处何处没有直接的关系。今天海外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愚蠢的五毛,证明了这种观点。

朋霍费尔还说,“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为愚蠢的人,是非对错不分,奉恶魔如父母,视良知如仇寇。愚蠢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恶。”他们是非不分,良恶不分,把给亿万人民造成灾难和痛苦的毛泽东奉为神明叩拜。容忍一个把人民视为仇寇的政权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

中国产生愚民的另一个土壤是“官僚终生制”。当官僚成为一种具有权威的职业,由官僚金字塔形成的心理阶梯,必然造成智慧递减现象。这个阶梯的底层就是一群愚民。中国大陆,从最高领导人到底层的官僚,到低端人口,由于没有信仰,眼睛中只有今生今世,为了获得物资财富,可以抛弃一切做人的底线。他们的愚蠢对社会的破坏力,在没有爆发之前,是对所有人包括自己都具有破坏性的“隐性暴力”。

愚民与暴民只有一步之隔。暴民之为暴民,乃是因为愚蠢发作。朋霍费尔说: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

中华文化是产生暴民的文化。因为没有对拯救灵魂的上帝的信仰,中国人的灵魂在受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的荼毒后,近几十年又受到物质主义的荼毒。物质主义的信奉者只相信追求物质给人带来的肉体上的快乐。密尔把幸福区分为高低两个层次:知识和道德上的幸福和物质或肉体上的幸福。密尔说:“宁做不满的人类,不做满足的猪猡;宁做不满的苏格拉底,不做满足的蠢人;如果蠢人或猪猡有相悖的观点,那是因爲它们只看到问题中事关他们自己的那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追求物质幸福作为生命的终极的目的,就会出现今天中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和不断突破道德底线。达不到目的的人和达到目的的人的矛盾,造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个体反社会人格和集体互害社会心理。改革开放造成的城市破坏、制度破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改革,制造整体性道德沦丧。社会和经济动乱,社会解体,通过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群体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发生。这就是“火山现象”。社会动乱,要有相当数量的愤怒的暴民的积极参与。当愤怒的人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动乱倚马可待。

暴民文化的基础是对权力的崇拜。中国的制度基于权力至上的理念。权力至上是一种文化,它不局限于官场,而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造成平民百姓也信奉权力,而不是讲道理、守规则。权力至上文化衍生恃强凌弱、欺软怕硬、不尊重弱者的习惯。

崇尚权力至上和实力的人民视权力为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会为权力的获取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在社会秩序产生松动或瓦解的时候,人民就转身成为暴民。暴民是现有政权培养出来的掘墓人。这些暴民在旧制度的旧秩序还存在的时候,可以是一只或一群温顺的羊。一旦旧秩序瓦解,在旧秩序消亡、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权力真空期间,人性的恶会因为没有上帝的约束而呈几何级数发酵。平常十分温顺的人,一眨眼就成了“恶魔”。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大多数人要么做愚民,要么被暴民。

只有那些摆脱愚昧的人才能够跳出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不做愚民、不被暴民的命运。摆脱愚昧,做个赢家,需要超前的智慧。只有秉持坚定信仰的人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国势、国运。

來源: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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