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奈在他重要的學術著作《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提到軟預算約束，最先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營企業在發生虧損後，政府或其貸款人 對其進行救助的現象。意思是說，國營企業在資不抵債的時候不會破產，所以國營企業不會害怕破產，這就導致了國營企業膽子非常大，敢於借錢。軟預算限制問題，是所有經濟改革失敗的最基本原因。
中國經濟之所以在21世紀初期有過非常快速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兩個最重要的改革：第一是遏制了軟預算約束，第二是加入WTO。 中國的民營企業從無到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就是在遏制軟預算約束的那個時期發展起來的。
「看不見的手」驅使市場經濟有效運作，「軟預算約束」則是看得見的手，實際上是政治權力的強制介入。
資本主義的根基是「硬預算約束」，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是「軟預算約束」。
我理解「軟預算約束」應該是凱恩斯主義在具體經濟單位上的極致運用。「軟預算約束」批量製造殭屍企業，是社會主義破產的根源。
「軟預算約束」，說到底是高度依賴強人政治，寄希望於一個超越自由市場經濟之上的、信息充分又高度理性的強人來深度介入經濟運作，且能對決策錯誤導致可能破產的後果兜底保護。這實質上是破壞自由市場經濟自發運作的基本規律，以「看得見的手」替代「看不見的手」，往往事與願違，催生更大的社會危機。
由於「軟預算約束」依賴強人經濟，這與依賴強人政治如出一轍，本質上是以人治取代自由競爭和法治。
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軟預算約束」背後的操刀者也有同樣的需求，這支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同時擴大了寄生在經濟體中的權力尋租範圍和腐敗。
許小年在《凱恩斯主義真相與陷阱》中談到，接納凱恩斯主義人為操控經濟的，起先並不是美國羅斯福政府，而是納粹德國。以「完美的政府」來解救「不完美的市場」，結局往往是更大的災難。政府比個人牟利動機更強大，更動物兇猛，而且一旦無法在國內完成目標，會借助強人政治將危機擴散至國外，引發戰爭。
極權或威權政府坍塌後，因權力真空，「軟預算約束」不在，這導致的經濟低迷往往會喚起民眾更傾向於回歸對強人政治的依賴，而非法治，這也是普京作妖，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到今天都無法完成轉型成功的主要原因。
而習共強化「軟預算約束」，搞國進民退，是極權控制需要和斯大林原教旨主義的死灰復燃。
由此可見，極權社會向憲政社會成功轉型的基礎，一方面是放棄強人經濟的「軟預算約束」，讓人為調控經濟回歸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是從人治轉向法治，建立健全憲政，充分保護個人的「天賦產權」——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絕不能回頭再走依賴強人政權任意干涉政治和經濟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