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共同信仰建立的神圣语言文化圈构成了今天多元的世界文明的版图。
信仰是最根本的内核，因为信仰衍生出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文明的冲突，说到底是信仰的冲突，
也就是由于各个神圣语言文化圈对最高存在（God）各自解释产生的不同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冲突。
中共最大的困境，是其无法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的神圣语言文化圈，也就是无法围绕至高存在（God）形成自己的解释进而形成一种文明形态。
相比中国皇权时代，中共是更低阶的政治存在，或说是一种虚假的存在。
中共否定了上帝—天子—万民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的神圣文明形态，但又无法建立自己的神圣文明，只能通过神化党内最高领袖来塑造政权和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完全无法建构天（God）人之间的关系来确立文明形态。朝鲜也是类似的问题。这是共产政权的致命缺陷，也是它无法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朝鲜金家貌似懂这个道理，2018年金正恩兄妹访华，其妹金与正专程拜访了天坛——古代中国皇帝与上帝沟通的祭坛。
请注意，God翻译成上帝，是因应了中国古文化对至高存在定义为上帝这一文字解释。
“上帝”是中国上古时代文化和文明的产物，而不是外来文明的新造。
对上帝的祭祀，是从周代之前就确立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与至高存在沟通的神圣仪式。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认为“帝”高居于天，所以赋予了“上帝”的称谓。
中共篡夺中国政权，实质上是在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圣文明的内核。
其实，辛亥革命后以共和取代皇朝，最大的合法性困境就在于如何继承神圣语言解释的神圣文明内核，如何建立上帝—总统—国民之间的神圣联系。
当年之所以在天坛起草中华民国首部宪法，应当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1913年“天坛宪草”起草委员会全员合影
溥仪的重臣兼智囊郑孝胥1920年代经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必然亡于共管”。
这听起来是个谶语，实际上也可能是郑孝胥对共和之后的中国无法建立神圣文明的形态并确立政治文明的合法性，进而越来越糟，最后不得不被国际社会共同接管的悲观预言。
这也说明，无法基于至高存在（God）形成自己神圣语言的解释能力，就无法建立神圣文明，也就无法在世界文明版图上有一席容身之地，最后结局就是分崩离析，成为被其他神圣文明共管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