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应是川普的美国主义的题中之意吗？——从川普想到林肯
杨建利
人们对某种思潮的把握，往往需要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启示。川普的当选揭示了一种美国社会思潮的形成和继续推进，在此之前，川普和希拉里的竞选被很多人视做美国民主衰退和恶俗化的表现，然而，即使持有最严谨思考态度的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敏感，在川普当选那一刻起，便会意识到某些可能不习惯的东西背后，隐含着需要严肃思考的议题，而且不只是一个，是很多。
川普的竞选主张无疑是分析这些议题的线索，尽管川普声称有些想法他不会在竞选中说出，但在川普就职之前，我们大体可以看清他的思路，也可以大体明白这一社会思潮的深刻含义。然而，深刻的却未必是玄奥的，我以为，对这一含义，最准确的理解其实就是川普那句普普通通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说到美国的伟大，人们会说起五月花，说起独立战争，说起制宪会议，但作为一个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国家，美国的伟大是从林肯开始的。川普当选后，有人将他与里根的理想联系起来，比尔盖茨说他具有肯尼迪的风范，而我想到了林肯。竞选过程中，川普在林肯1863年发表署名演说的葛斯底堡说，他选择在这个地方发表他最重要的演讲，是希望凸显他要传递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思想内涵是与林肯演讲的思想核心一脉相承，他以常用的夸张口气说，希拉里不是在跟我竞争，而是在与变化竞争。也许他的话是对的。川普果若能为美国带来一场变化，这一变化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19th November 1863: Abraham Lincoln, the 1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king his famous ‘Gettysburg Address’ speech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Original Artwork: Painting by Fletcher C Ransom (Photo by Library Of Congress/Getty Images)
川普是一个乐于表达并且善于鼓动民众的人，无论竞选过程中，还是当选后，他都在一直不停地说话，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他具有争议或夸张性的某些表达上，但若以严肃的态度来审视川普和他说过的话，我们会发现，川普在政治上具有一种罕见的直率——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忽略了仔细倾听他和他的支持者在说什么。
有人说川普的当选代表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回归，这一解释可能不够准确，川普说：“我们的新的信条是美国主义，”但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川普在后面还有半句话，“而不是全球主义”。有人说川普是实用主义，“一切朝钱看”，甚至在军费分摊上也对盟友出言不逊，可是，在古巴、以色列、台湾、朝鲜问题上，他又展现出另外一种担当和豪侠之气。人们对川普的了解和评价，需要更多时间，我们只能尝试分析他的基本思路和可能存在的缺陷。
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主义，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背后，首先表明了一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可能不亚于对奥巴马当选时金融危机的恐慌，事实上，奥巴马在八年任期内，逐步化解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回归，并降低了美国劳工失业率（当然，有人认为关于这一成绩并没有统计数字看上去那么大），国际上，奥巴马时期，缅甸开启民主化，奥巴马访问了越南，这都是可圈可点的改变。但人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过多依赖金融、房产和虚拟经济，薪酬收入占比下降，不平等感上升，“铁绣带”失去活力，福利开支攀升，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有直追美国之势，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美国；中东问题上，奥巴马的撤军操之过急，在叙利亚问题上进退失据，ISIS成为一枚巨大的毒瘤；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大大恶化；奥巴马频繁与习近平会面，但对华外交却是乏善可陈，无论朝鲜、南海还是贸易问题，中国实际上都在戏耍美国。
更重要的是，很多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失望难以有效表达和被倾听，他们的不满成了一种说不出口的不满，当他们感觉美国需要思考和变革的时候，不知何时形成的“政治正确”严重约束着一种新话语的形成，以至于当很多人悄悄为川普投下一票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想公开说出自己对川普的支持。我身边的亲友都是川普的支持者，我理解他们需要什么，但从主流媒体的预测来看，想象川普的真正当选，是一件多么需要勇气的事。
至少，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感在降低，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的降低。在这一新的处境之下，美国再次产生孤立主义的倾向是十分自然而且具有合理性的，这说明美国具有敏感的反思能力。
的确，美国需要变化，需要一次变革，到现在为止，我不认为川普和他的支持者认识到了变革的全部内涵，那需要更多的讨论乃至于争论，需要破除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正确”信条和一些思维惯性，与此同时，社会不能形成撕裂，恰恰相反，这种改革需要团结。变革和改革过程往往是艰难的，但从川普当选的那一天起，我们看到这样变革就开始蓄积能量。美国虽然让很多人不满，但美国仍然具有世界上最强的实力，而且为变革者提供条件，至少可以说，如果川普是那个被等待的变革者，美国的制度，美国的人民，仅仅通过选票就可以将他送上那个位置。
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需要繁荣而具有活力的经济，川普甚至将对美国经济的复兴上升到对“危机”的拯救这样一个高度来警醒美国人。他选择从创造就业机会入手，声称要用三个词来解决美国经济的“危机”：“工作、工作、工作。”对他来说，这不仅抓住了经济复兴的要点，而且可能具有另一层的考虑：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非一蹴而就，如果需要，工作机会的增长有助于他四年后延续自己的执政。
川普的改革当然不止停留在经济领域，在医疗、教育、基建、社会保障等领域，川普如果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么，经济资源仍然会被无效吞噬和浪费，这些领域的具体改革线路尚不十分清晰，其难度可能将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更大，需要的不仅是川普及其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在新的社会思潮或者川普本人所说的“运动”推动之下，全社会共同思考和讨论，这也是对美国社会的考验。
相对来说，移民问题、能源开发、行政改革、提升军事实力，在这些领域川普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川普顽强的个性和其背后可能越来越广泛的民意支持，川普应该会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他的目标，税收方面的改革措施能否顺利出台，其效果如何，则需更多时间观察。
回到经济领域，这个川普最为重视的议题，川普所推动的变化，让人们充满期待，却也可能引起意料不到的连锁反应，进而带动全球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使川普的美国主义概念不得不进行更全面准确的定义。
川普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对中国、欧盟、墨西哥来说，美国在总体上都是买家，无论通过谈判还是贸易战的方式，只要设法实现贸易平衡，理论上讲，美国人购买的产品，将更多地在本土生产，按照川普的原则，实际上他尚未就职就已经开始了作为总统的工作，也开始显示成效。然而，当川普宣称将要对日本TOYOTA公司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45%关税时（这一关税水平据说来自于川普提名的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对中美贸易现状的分析建议），我感觉他对“美国主义”的理解有欠深思。
我认为，由于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世界央行的作用，适量的逆差并非不可接受，而且，即使消除外贸逆差也需要顾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不同国家应有不同对待。我注意到，按照纳瓦罗先生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所进行的分析，中国对美顺差的形成与低人权策略、环境污染，政府干预有关，是一种不公平游戏的结果，这一问题在美国主要贸易逆差国中并不普遍存在，因此，即使川普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似乎应该在他所主张的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中加以讨论，而不是简单套用针对中国的策略。
当他看到美国经济的“危机”时，我理解川普和很多支持者“美国第一”的需要，但如果将美国主义等同于孤立主义，对所有贸易伙伴采取相同的排斥性做法，甚至为军费分摊问题放弃与盟国的合作，这样的孤立主义倾向会带来严重问题，所以，美国主义概念，需要得到另外的解释。无论是川普团队还是川普的支持者，应该对一些思路进行重新审视。
川普当选之际，正处美元上升周期，全球货币本身就有进入美国的需求，这是川普可以借用的有利条件，此时如果再对所有贸易伙伴采取一视同仁的关税手段，可能造成多地区经济紊乱，给很多国家带来严重冲击，而这些国家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友或长期稳定的友好国家，另一方面，过快的美元回流，一刀切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使美国经济泡沫迅速上升，以及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不利于实业的振兴，也降低低收入阶层对川普改革的支持度。
经济复兴不是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条件，而且，今天的世界和一百年前有根本不同，当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航天、远程导弹技术无远弗届，美国已经不可能真正回到传统孤立主义，川普的美国主义可以借鉴孤立主义的合理成分，但必须有更多的内容。我觉得，美国的这场改革，应在孤立主义与国际联盟，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美国的伟大，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强大综合实力的结果，而不单单是经济的繁荣和就业率的漂亮数字。在二战前夕危机重重的时代，孤立主义曾被很多美国人视为置身战争之外的法宝，但危害和平的力量并没有给美国这样的机会。自此，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的地位是以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优势为基础的。领导者的责任带给美国的并不只是负担和牺牲，也在一些领域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便利。因为这种领导者的地位，美国成为一些国家的众矢之的，却也使美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忠诚的盟友。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依然强大。
我们需要追问，如何才算是川普所说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又如何才能做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呢？
有必要先谈一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因为按照川普的设想，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为了创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让美国无法回避，中国已成为美国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但两国双边贸易数额巨大，中国长期维持对美贸易顺差，而且，这一顺差的数字远非墨西哥、欧盟可比。川普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有敏锐的眼光，2012年，川普发推说：“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警告中国的威胁，没人愿意听。”他认为自己执政可以更好地应对中国，“中国谈判没有好牌，其实我们就是在和我们自己谈判。我们有太多好牌，但就是不出。”如果说美国在中东犯下一些愚蠢的错误，那么，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历来的政策更是错得离谱。这一点，仅从美国对中国、俄国的关系对比上就可以看到，出于某种幻想和一种懒惰心理，美国对中国长期采取毫无理由的最宽松的待遇，川普似乎已经看清这点，他认为中国是比ISIS更严重的问题，在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四位总统之后，很显然，川普是要换一种眼光看中国，并重新确立对华关系的基调了。然而，在这之前，如果川普不能清楚地为美国主义做出准确的定义，我怀疑他的成绩将是有限甚至可疑的，毕竟，此前的总统们面对中国并非没有过矛盾的心理。
美国已经明白，无论从经济还是国家安全角度，都需要降低对华贸易逆差。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川普恐怕自己也没信心，他早就意识到，“反正他们也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拼命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而展开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会进入一种冲突频发的新格局，对中国来说，对美贸易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美国的行动如果有效，很可能会带动欧洲、日本采取类似行动。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几十年来，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何况中国眼下正身陷经济衰退的泥淖。
中国问题证明美国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反思是有道理的，也证明以单纯军事干预手段解决国际问题的想法是幼稚的，中国是个核武大国，只有疯子或傻子才会主张美国对中国采取尖锐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其经济、军事实力发展迅猛，中国在国际问题上不像以前那样在意美国想什么，价值观问题上，则公开将西方模式称为“邪路”，即使美国展开与中国的贸易战并全面取胜，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美国似乎已不想过多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美国从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任何退却，都会给中国留出扩张空间，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美国从伊拉克过早的撤兵和未能迅速干预叙利亚问题，短时间内就给了ISIS扩张的空间。美国真的愿意中国为世界——首先是亚洲——制定规则吗？巴基斯坦、朝鲜核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美国政府不会没有怀疑吧？
当今世界的很多冲突，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更深的层面上是价值观分歧，尽管很多人不愿承认这一点。即使我们假设美国可以回到孤立主义，只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那么，一旦另外一种世界格局出现，太平洋或大西洋将不会像过去时代那样成为美国的安全的保障。美国可以与盟友在经济利益上讨价还价，但在中国军事实力迅速壮大的时候，放弃与长期盟友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立场和行动，可能会使经济上的收获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应该设法团结传统盟友，而不是与他们疏远。
也就是说，美国主义的真正力量，不是孤立主义、实用主义、美国第一可以概括的，这种力量的形成，在于通过内政改革，经济复兴、减少鲁莽的军事干预、巩固与盟友的友谊、并以积极的姿态在全球展开价值观攻势来实现，也需要在文化、科技、教育继续引领世界，还有，美国需要团结社会成员的凝聚人心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体现，也是美国伟大的成因。
让我们回忆林肯面对的世界。林肯在道德层面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林肯开始并没有废除南方奴隶制的雄心，即使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如果南方不宣布独立，林肯也只会推动禁止新纳入美国的西部州蓄奴，而把解决南方的蓄奴问题留给未来。美国内战有经济、政治、关税等问题上的诸多诱因，但归根结底，是观念领域的冲突所致，到林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1862年年，北方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此后，重新统一的美国不仅克服了战争造成的伤痛，还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这是道义和价值观的胜利，也是美国经济的胜利，是历史的胜利。
美国之所以成为举世公认的伟大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多次高举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分享了这种进步的巨大好处，而美国的每一次进步，也给人类带来更多希望。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主义，这样的美国主义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支持。
根本上说，美国是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石建立的国家，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从制宪会议到《葛斯底堡演讲》，美国的脚步一直有理想和信仰指引，这种理想主义的特质不仅在国家层面上确保了稳固和繁荣，也在个体层面上激发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潜能。抽去了理想主义和对美国价值的信仰，美国将会在根本上失去其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失去了灵魂，因而也无从谈到伟大。
美国面临过不止一次危机，如内战、二战、冷战、911恐怖袭击，但我们会发现，美国人对危机的应对，往往成为内在潜能被激发的机会。为什么危机会带给美国发展的动力？这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基石是密不可分的：就短期来讲，民主制度并不保证最高效率，也无法避免任何社会都会逐渐滋生的富贵病和慵惰心理，危机意识是对社会的一种必要刺激，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可以确保其面对危机时的团结和凝聚力，并唤起美国人对国家和自由制度的自豪感。
因此，当川普认为美国经济处于“危机”的时候，他无需回避任何可能妨碍经济学复兴的话题，美国也不需要回避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国、伊朗专制主义的威胁，甚至美国也无需回避朝鲜的核武恐吓，因为这是任何诚实的人都需要面对的，因为美国从来就不怕这样的危机。
我们知道，在林肯当政的短短几年，他不仅维护了美国的统一，重申了美国对自由的定义，也在铁路、宅地、通讯等领域实施有效的政策，而他在北方所做的这些，与他在南方进行的奴隶解放战争，是相互促进的，并不矛盾。在让美国重新走向伟大的道路上，川普的内外政策应该有更合乎逻辑的一致性。这需要勇气，因为会刺痛很多人，但川普似乎并不缺乏勇气，而且，一旦他这样做，可以有技巧地争取更多支持者。
迄今为止，较少可以看到川普关于价值观问题的言论，我不怀疑川普是一个美国价值的维护者，他强调移民政策改革需要促使新移民对美国价值的支持，就是一个非常正确且意义深远的做法。川普顾问团队或已经提名的高级官员，似乎在国际问题上有不尽相同的看法，目前还无法确知川普执政后的国际政策，只能从其本人过去的谈话来分析基本思路。收缩战略也好，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主义也好，对美国来说，既是可以理解，也是有必要的，美国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美国需要改革内政，振兴经济，但不能针对盟友搞以邻为壑的做法，美国需要巩固与长期盟友的关系，而不是削弱；美国在处理国际冲突问题时应有有更多智慧和手段，但在必须动用武力的时候，美国仍然需要干脆果断。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加强和改善世界范围内价值观推广的工作，有退有进，而不是一味退缩。美国不能包办其它国家事务，但在价值观推广上责无旁贷，这是美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较之军事手段，价值观的推广见效较慢，但以总统身份去做这件事，以国家之力去做这件事，美国就会有有很多外交、法律、经济手段，而其所需的经济资源相对于军事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川普尚未就职，他的政策清单并没有正式列出，实际决策也会在承诺基础上做出调整，但川普具有坚韧到固执的性格，具有与民众直接交流的热情，痛恨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敢于在政治问题上使用平民化语言，他具有说服别人的顽强意志，他不乏政治谋略和政治上的狡诈，这是一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和习惯的人，具有成为一个政治家而非政客的潜质，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们对政治一词的理解。这样的个性，恰恰是很“美国”的，也符合人们对一个改革家的个性想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中国经济发展是健康而繁荣的，我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受益者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国政府、官员及其裙带关系，中国特色的权贵经济之下，为了压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中国政府大量侵犯人权、漠视劳工权力、肆意破坏环境。中国政府通过高税收，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垄断，通过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党产化，通过对教育、医疗等政府责任的放弃，造成国富民穷、内需疲弱的结果，而且，中共将经济发展的利益极大地转化为政府转镇压民间自由力量的资源，转化为越来越先进的武器和越来越强大的军事武装，而这支军事武装甚至强烈拒绝“军队国有化”，只承诺忠于党（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
中国政府从来不将经济视为单纯的经济问题，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这一点，美国政界、学界的很多有识之士早有论述，比贸易逆差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所要面对的严重威胁。我长期致力于中国人权工作，六四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奥巴马当政时期，美国政府彻底放弃了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试图换取中国在经贸、朝鲜、南海等问题上的合作，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川普过去言论来看，我不认为在这一点上，短期内他会有实质改变，但我仍然支持川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这是因为川普对中国态度的强硬在美国民间、国会乃至政府内部可能带来连锁反应，为我们推动人权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对美国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人权问题，终将也会成为美国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我们会在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旗帜下，推动中国的改变。
川普表现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和独到的研究，这对他处理中美关系是非常有益的，但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更为深入、全面和准确，在这里，我引用中国著名评论家胡平先生《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的昂纳克寓言》一文中的话：“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除非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当今混沌的世界有准确的判断，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正确的应对之道。
我的意思是，不读懂六四，就无法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所以在这里我要再次提及二十八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事件。川普对六四的过往言论，说明他要读懂中国还要下很多功夫，这对丰富他的美国主义的内涵将大有助益。
美国所经历的历史，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启发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美国历史的财富是属于全人类的。在美国历史上，林肯是我敬仰的总统，林肯面对的问题当然不同于川普，但如果我们不恰当把“北方——南方”与“美国——中国”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的话，他们的处境颇为相似，也许是值得川普深思的。19世纪初，黑人奴隶问题在美国本已呈现式微趋势，但南方棉花种植业的繁荣开启了美国国内贩奴的又一波热潮，形成了国内贩奴的“第二条中间道路”，前后约三十年时间，南方利用调动资源的低人权成本（奴隶制）和北方提供的自由市场，获得棉花贸易的巨大财富，使南方奴隶主产生了对奴隶制的“制度自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六四事件导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几乎全世界都乐观地以为历史将要“终结”，但同样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共利用低人权、低环保成本以及西方提供的自由市场迅速成长，不仅摆脱了六四后人们对其政权是否还能稳定的疑问，反而产生了“四个自信”，开始借助其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挑战所谓的“美国霸权”。
200年前，内部的低人权和外部的自由市场造就了美国南方奴隶主的强大和自信，同样的，近30年来，内部的低人权和外部的自由市场造就了中共专制政权的强大和自信。
中国问题只是川普就任后需要面对的众多问题之一，而且他的主要计划也许只是在贸易领域终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优势，然而，就美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说，中国的挑战是一个象征，这与他如何定义美国主义是密切相关的。林肯时期的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上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从历史的角度讲，蓄奴和废奴的观念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即便南方不选择独立，林肯也会以限制、“围堵”的方式挑战南方奴隶制度。那么，当川普处理中国这种独裁国家问题时，他似乎想到只是“向南方关闭自由市场”的策略，他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象伟大的林肯那样举起自由的旗帜致力于清除阻碍文明和进步的阻力吗？
也许，舆论对川普的某些猜测，并不是川普真正的方向，我宁愿他是在考虑重新布局，将分散的力量集中在某些关键部位，去解决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现在这个时候，对川普的支持和批评，都无法准确对应他上台后的执政措施，而且深受一些娱乐八卦式传闻的影响。但川普向人们展现了敢于在批评乃至嘲讽声浪中一往无前的性格，对一个改革者来说，这种性格有独特价值，前提是他对美国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了解作为政治家的川普，他将面对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在推动川普的当选社会思潮或者说“运动”中，有数以亿计的渴望改革的美国人，而那些怀疑他的人，也未必是反对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知是对改革手段的理解存在分歧，对这场将要到来的变革，每个人的理解和思考也只是开始，希望与变数共存，风险与机会并存。但无论如何，川普将要进行的变革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美国需要改变，世界需要改变。
2017年1月11日 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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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
祖籍山东省兰陵县（原苍山县），毕业于山东聊城师院数学系，曾参与八九民运，其后移居美国，分别取得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及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杨先生创立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他曾经出任中国民联阵副主席、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由于他经常批评中国大陆政府，因此被中共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单中，拒发新护照，禁止入境。
2018年3月2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第37次会议时，杨建利质疑长期迫害人权的中国共产党有无资格代表中国的发言被中国政府代表团官员连续打断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