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西来说在清末兴起，主要是指中国人是从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之民过来的。
文明的迁徙@上古中国历史的完整顺序
1．埃及说
1654年，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 Kircher，又译祁尔歇、柯切尔）在《埃及之谜》（Cedipi Aegyptiaci）曾论及中国文明出于埃及。1667，基尔什尔出版了《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认为《圣经》所载闪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传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国人学的并不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创造，结果成为另一种文字系统即汉字。“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遵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自各种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藉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转引自《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三联书店1997年6月）
1716年，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Huet，又译尤埃），根据其研究古代商业的结果，在文字之外，又考察风俗异同，也主张中国民族起源于埃及。他说：“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论，埃及在东方之商业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断言印度人商业之繁盛亦与埃及相当，盖印度人本埃及之重要商伴也……然印度与埃及商业之想相当既有古代史为之证明，则当吾人读史时不能不信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及之苗裔，至少达大部分必属埃及人”。他又说，“在两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国人尤堪注意。中国人对与本族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而尤足以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异……”。
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德经以《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而闻名于世。1758年，德经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论，进而称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甚至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公元前1122年）。德经认为：“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弁诸中国史之首而已”。
2．巴比伦说
1894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法国人拉克佩里（T.de Lacouperie）发表《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一书，认为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282年率巴克族（Bak）东迁，这个东迁的酋长，以中国古市证之，即黄帝；而神农则为萨尔贡王（Sargon）；但克（Dunhit，迦勒底语Dungi）据传说旗人能造鸟兽形文字，所以被认为是仓颉。两地一年分十二个月和四季的方法，定闰月的方法，金木水火土五日累积法等有关立法的事项极为类似。
1899年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话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支持巴比伦起源论。牛津大学教授鲍尔（C.J. Ball）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随后还发表了一些其他著作，详细论证古代中国文字与苏美尔会意字的相似之处。
巴比伦说问世以后，竟然大受中国学者的欢迎。丁谦之《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章太炎《种姓编》、刘师培《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立国篇》、《种原篇》等，皆赞成或推扬拉克佩里的学说。郭沫若之1952、1962、1982年重版之《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曾提到：“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
3．印度说
法国人哥比诺（A. de Gobineau）1853年首倡印度说；李希霍芬（F. Richthofen）等倡中亚说；维格尔（D.Wieger）提出印度支那(缅甸)说。称中国人的祖先盘古氏原系印度族人，因此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皆来自印度。
4、安特生与仰韶文化
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1914年，受中国北洋政府邀请，作为农商部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正是他第一个注意到了周口店的原始遗存，为以后划时代的发现打下了基础。安特生最伟大的贡献是仰韶文化的发现。1921年，安特生第二次到仰韶村，发现了灰土层中石器与彩色陶片的共存，由此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后来把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华北，气候适宜必有人类的栖息，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华北原有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迁徙频繁，少有定居。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华北，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彩陶扩散的同时，也可能导入了高级的农业技术。
安特生、高本汉等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分歧，但认为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由西向东传播的看法一致的，即都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支以彩陶为代表的先进农业集团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文化中并成为中国的史前文化。这种观点长期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考察了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把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文化进行比较时，却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且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文化有可能从西方经中亚传入。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化西来说”。
5、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1976年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作者认为，虽然仰韶文化遗址有好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龙山文化遗址有几十几百个，但前仰韶文化遗址或文化层却一个都没有。仰韶文化的源头应当是在黄河流域之外，在其西方的山前地带。仰韶文化与以近东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上一些列有亲缘关系的彩陶文化具有相似性。这些彩陶文化的共同特征是：（1）他们都属于谷物农业文化，同时家畜饲养业得到发展。（2）各地的彩陶文化都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农业新石器文化。（3）施彩容器（彩陶）是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4）这种文化的各个类型拥有某些相似的仪式和宗教观念。
作者进一步推测，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北部，很可能发生过人种—民族核心的凝聚过程，逐渐形成藏缅诸民族的中心，同源的农业移民从这里一批一批地涌向四面八方，月在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从藏缅语中分化出原始汉语。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大量迁徙的原始中国人从共同的中心分化出来，很可能通过昆仑山脉（相传为中国人发祥地），向黄河流域进发。仰韶文化很可能就是在黄河流域西部的某个邻近地区形成的，并受到各种成分的影响，从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
瓦西里耶夫还进一步指出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区别：（1）仰韶农人之种植粟，而龙山人还知道其他谷物——小麦、大麦与高粱。（2）仰韶石器只知道猪和狗，龙山时期出现了牛、绵羊、山羊。这些品种都是在新石器时代革命时期在西亚被驯化的。（3）仰韶时期完全不知道陶轮，但在龙山文化中陶轮很快就居突出地位。陶轮排斥了彩陶，代之以黑—灰陶，包括薄壁磨光陶。
6、苏雪林学说
著名台湾女作家苏雪林主张中国文化与世界几支古文化，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希腊、希伯来等果然同出一源，中国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是世界文化的一支。
她说：在上述各文化中，中国文化是蒙受哪个影响呢？我是主张第二派说法的，但不说是巴比伦，因为两河流域，并不止巴比伦一国，比巴比伦文化更古的还有，我只笼统地说是“两河流域”或“西亚”。我研究屈赋的结果，中国文化与西亚文化完全像一个模子倒出，当然是直接从西亚来的了。中国文化与希腊、印度、埃及、希伯来也有其相同之点，这是因为这几支文化也受西亚影响的缘故。
我取西亚、希腊、印度等国的宗教神话与其他文化因素和屈赋对勘，发现我国古文化与两河流域吻合者十之八九，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的一支。域外文化之入我国共有两度，第一度当在夏代，或者还要提早一点，第二度则在战国中叶。
她认为《九歌》是整套神曲，《九歌》歌主是隶属于同一集团之神。
苏女士指出中国文化受到希伯来文化的极大影响 ，中国上帝与希伯来的上帝一比，相类之点非常之多。她发现了屈原的天问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后面详细论述）
7郭沫若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指出：“十二辰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此当是受“天学西来说”影响之后的研究观点。
8、苏三猜想
最近出现的苏三女士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中东，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人或以色列人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汉人主要是这些人的后裔。她说：“夏后朝”由亚伯拉罕后妃Hagar（夏甲）在大约4000年前建立。“周”就是”Jew”（犹太人），其主要建立者为以色列12支系中的“但”家族。黄帝可能是3700年前统治古埃及的约瑟，简狄应为其伯母等等。
9、《跨越三千年的因缘–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惊天秘密》
罗灵杰写了一本书，叫做《跨越三千年的因缘–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惊天秘密》，指出中国人是古埃及人后代，黄帝是上下埃及的王，大禹就是那尔迈，夏朝（古埃及）在埃及建立（公元前3100年）。商族就是喜克索人。该书用大量的图片说明了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的相似。此外作者还比较了古埃及葬礼装束与中国的相似；中国的造纸工艺和古埃及的造纸工艺的相似；他说昆仑山就是埃及的金字塔。
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没有狮子，可为什么中国人都爱在大门口摆一对狮子，因为中国人来自非洲。
10、世界史
由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著《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宣称：“麦锡尼—希腊、雅利安印度后商朝中国的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中国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商朝是由战车民族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家，迈锡尼希腊、 雅利安印度、中国的商是同一个民族建立的。
11朱大可
著名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是世界器物体系的一部分，是世界人种体系的一部分，是世界复合体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中国文化分为三个部分，它的主体部分是杂交的，但也有少数部分属于“本土”，还有少部分属于“西来”。
12、社会科学院易华
易华研究院似乎倾向于西来说，还未罗灵杰的写了序。易华先生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夷夏先后说》指出：
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的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和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启发，特提出“夷夏先后说”如下：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属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夷夏结合与转换才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文化传统。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韩、日、匈奴或蒙古亦然。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在人类历史上，喧宾夺主的事时有发生，而数典忘祖亦是常事。正本清源，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东亚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对理解东亚民族与文化的形成和东亚历史不无小补。
易华研究员在他的“中国民族文化:外来传播说与传播论”（ yihua4994新浪博客）一文中指出：
毕士博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彩陶、青铜器、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认为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穴居和复合弓亦来自北亚。东亚文明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近东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青铜、战车、牛、马、羊、麦肯定是外来；鸡、小米、大米肯定不是；彩陶、文字还很难说。他的外来说已经有了综合的特点，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次性或由一个地方传来，而是多次由不同方向传播而来，可以称之为外来说中的多元论。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他在《古族新考》跋中委婉地提出了上古中国人来源于印欧人假说。最近发表了《中国最早的吐火罗人》，探讨了印欧人在古代中国的作用。乌孙、塞人、月支是活跃于西域或中亚的印欧人，不仅称雄中亚草原，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周边世界。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已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
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像也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林梅村肯定地指出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
陈星灿对各种外来说有过这样的评价：
除了个别人（如法国人哥比诺）是种族主义者，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张目外，主要的还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其实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国外，几乎每一种西来说都曾受到过猛烈的抨击。…实际上，中国文化西来说与本土说在学术上差不多一样浅薄，都没有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上述中国文化起源的毫无结果的争论，已经昭示人们放弃那种穿凿附会的办法，去寻找实物上的证据。
最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表明外来传播说与本土起源说都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不够充分。我们有必要从学术上进行系统审视和梳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与游牧文化外来已十分困难，而要证明其本土起源几乎不可能。
13许宏
面对陈星灿的“证明其本土起源几乎不可能”的结论，著名考古人许宏教授，当年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也不得不发出了“远程输入品（物质、制度乃至精神产品）催生了最早的“中国”？”的疑问。
在步入青铜时代前后的公元前三千纪后半至二千纪（约公元前2500-1000年），即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二里岗时代—殷墟时代，小麦栽培、绵羊黄牛驯养、骨卜习俗、方形城垣、土坯、带墓道大墓、文字、家马及马拉双轮车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落户中原，其中不少已被推断甚至确认属远程输入。显然，青铜冶铸技术及上述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的出现，开启了该区域文化交流的碰撞与裂变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最早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广域王权国家（超大人群的管控方式）——恰恰酝酿肇始于此时。其崛起的契机与动因何在？是上述远程输入品（物质、制度乃至精神产品）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作者：再论中华文明西来说(一)_培灵_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