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宋朝的时候谁是最爱国的人？岳飞！你会回答。
但我说不对。当时最“爱国”的，我以为恰恰是杀了岳飞的那个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赵构。
你先别瞪眼！听我再问：宋朝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卖国贼？秦桧！你会回答。
又错了。当时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宋高宗赵构。至于秦桧当然不是好东西，但他不过是奉赵构之命进行卖国活动的一个工具。当年给岳飞平反昭雪的是赵构的儿子（其实是养子）宋孝宗，他不能派老爹的不是，便只能把冤案的责任全推到秦桧头上。其实正如明人文征明那首著名的《满江红》所云：“量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赵构）欲”耳！
最“爱国”的人同时又是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开玩笑吧？
非也。其实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在民主制度下爱国与卖国当然是冰炭不可同器。但是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宋朝这个“国”是谁的？当然是赵家的，即赵构的，不是岳飞的。如果赵构自己都不爱这“国”，那谁还会去爱呢？岳飞当然十分忠君爱国。如今有人挑剔说：爱国是好的，忠君就胡涂了。这道理放在今天自然没错，但是在当时，这“国”又不是他岳飞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爱这个国吗？正因为忠君，所以“忠”屋及乌，也就热爱君之国了。
不过话说回来，别人再怎么“忠”，最忠于君的还是君自己，最热爱君之国的自然也是君自己。在那个“朕即国家”的时代，国之兴衰存亡，于君之身家性命、切身利益可谓二位一体。对寻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别高的话，“国”之易手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战争与和平”问题之关切利害，实远甚于“国”之存亡问题。所以老百姓反战爱和平大概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否“爱国”就难说了。
而对于君主就大不相同了。国家之亡对于他，是确确实实地意味着由主子变成了奴隶，“亡国奴”之说的名副其实。看看记载北宋灭亡后徽钦二帝及其皇族家人们悲惨遭遇的那些“北狩”史料，真是血泪斑斑哪！居国失国，祸福如此，你说他怎能不“爱国”呢？昏庸如南唐李后主，亡国后那成天“垂泪对宫娥”、“问君能有几多愁”的词句成为千古绝唱，没有切肤之痛岂能写得出来！而一般南唐百姓在多大程度上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痛感，委实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是说的老百姓。而商君——就说那个同样昏暴的亡国之主纣王吧，还不是举火自焚，也算是“壮烈殉国”了。谁能说商君不知亡国恨？其实对“家天下”的君主而言，爱国就是爱家，就是爱自己。昏君暴君又不是舍己为人之辈，其爱己利己之心恰恰不亚于他人，则爱自家之国又怎么会亚于他人？
所以，昏君与明君之别在于是否善于治国，而不在于“爱”不“爱”国。暴君与贤君之别在于是否爱惜臣民，同样不在于是否“爱国”的。诸位要说宋高宗“爱民如子”，打死了我也不信，但要说这个昏君“爱国如宝”，那我是一百个相信哪！假如金邦非要彻底亡宋，置赵构于徽钦之境，则举南宋全国军民血肉之躯以赴汤火而换赵家之国不亡，我想赵构先生绝对是在所不惜的。
首先从可能性上讲，正是商品的主人，才有可能成为商品的出卖者，别人想卖还没这个门呢。“商女不知亡国恨”，当然谈不上是爱国者，但商女难道能够成为卖国贼吗？她有卖国之权利吗？她有卖国之机会与条件吗？商之为国，是商女给弄亡的，还是商君给弄亡的？对于君主来说，国家既然是朕的，朕想卖则卖矣，干卿底事？
专制时代身为一国之主，赔款与敌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割让领土更不需要全民公决批准，甚至干脆不需要公诸于众。国人对于国事不仅无参与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统治者完全可以黑箱作业，国被卖了，国人可能连知都不知道！君主以下，权臣们如秦桧者，也可以奉君之命参与卖国。而那些与君权无关的芸芸众生，无论你爱国也罢，厌国也罢，甚至仇国恨国也罢，要讲卖国，对不起，你没权力卖，无资格卖，也不可能卖。
但是有可能未必就有动机呀！国之于君既然可爱如斯，怎么又会有出卖她的动机呢？
其实说来也简单：国既为君有，则君之爱国也，犹如财主爱其财，地主爱其地，资本家爱资本，牧人爱其牛羊，甚至好色主人爱其美妾，得之欣喜若狂，失之痛心疾首。其爱不可谓假，非所以伪装而示人也。然而财主爱财，正在于其财可卖，而且价值不菲，极大之财至有“富可敌国”之说。反过来讲，即国可类富，汉高祖刘邦得国后不是对老父夸耀说“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吗？明人黄宗羲则指出，那时国家如产业，君主得而私之，但“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所以君主们都爱之如宝，唯恐别人抢了、偷了去。是故君主爱国，亦正在于其国为一大财富，可卖之价巨矣。
国家对于君主既然为一大产业，所以只要出价合适，可爱之国还是可以卖的。甚至国之可爱，就在于国之可卖，而且可卖大价钱。
一般说来，君主失国就无法安身立命，所以君主通常是不愿意把国整个儿卖了而自己去当亡国奴的（兵临城下，不交出国就丢命，或当别论。不过严格地讲在这种情况下这国其实是被抢去的，而不是被“卖”出去的。譬如路遇劫匪，交财换命，这不是卖财，也与那苦主“爱”不“爱”财无关，只与他是否怕死有关）。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就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零售而不批发”地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以换取他认为值得换的别的利益。
比如赵构先生，他当然不愿落得其父兄徽钦二帝那样的下场，所以他其实爱国爱得要命。但是假如宋军真能如岳飞之豪言，直捣黄龙，灭此朝食，迎还二帝，你道那赵构他愿意？！文征明词谓：“岂不念，疆圻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对赵构的心理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对于“疆圻蹙”、“徽钦辱”之念之惜，换言之，即赵构之“爱国”心恐怕不在任何臣民包括岳飞之下，然而这么可爱之国必须是我的，不是别人、甚至不能是父兄的——否则“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所以与其让父兄重返，把国又拿回去，倒不如把国卖它一部分给金人，换得自己可以安享其余呢。
慈禧太后有句遭人唾骂的卖国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实这句话换个角度也可以看作“爱国”名言——在讲这句话前不久，不正是这个慈禧才刚刚因愤恨洋人支持维新、“干涉内政”，而作出了向东西各国列强同时宣战的空前“爱国”壮举吗？慈禧为什么“不与家奴”？倒不全是因为主子蔑视家奴，你看那赵构不是甚至“宁赠友邦，不与父兄”么，父兄可是主子等级的，还是至亲呢，赵构还是不愿给，那都是“爱国”爱的呀！国家既然这么可爱，当然是宁可卖一半给“友邦”（无论赵构还是慈禧其实都是不肯让“友邦”整个把“国”拿走的），自己保住另一半，也不能让“国”整个落到别人手中，不管这“别人”是“家奴”还是父兄，是同胞还是洋人。
回说南宋，其实文征明对赵构的心理分析也许稍嫌“超前”，当时赵构担心“徽钦既返”恐怕还在其次，绍兴年间的军事形势远没有乐观到如此程度。即使徽钦不返，“岳家军”坐大而威胁赵家国，重演陈桥故事，如此前景也会令赵构先生不寒而栗。风波亭之冤狱，良有以也。至于这样冤杀良将会损害本国，有利金邦，后世斥为卖国，“爱国”心切的赵构先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
当然，正因为这样的“爱国”完全是基于一己之既得利益，它与维护国民利益就远远不是一回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根本特征，而这样的“爱国”与“卖国”都常常成为国民的灾难。慈禧当年极端“爱国”地屠杀维新派而不许洋人“干涉内政”，煽动百万义和团上京下卫大串联，于攻打各国使馆的同时也在北京城里胡作非为祸害百姓，这场“奉旨造反”杀的洋兵没几个，甚至洋教士死的也不多，而残害的中国教民（基督徒）包括老幼妇孺何止百倍于洋人，更不用说拳民本身的死伤枕藉了。
正是这个慈禧，转眼间回过头来又大卖其国，不但反过来大杀义和团讨好洋人，还“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国人折腾得民穷财尽。这样的“国”正如昔有词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这样的统治者同样也可以说是：“爱国”，祸百姓；“卖国”，祸百姓。
“家天下”的时代是如此，并非家天下但仍是专制主义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大致相类。但有一点不同在于：专制统治而又不能世袭，意味着既非“家天下”又非“公天下”。与民主制下不同，这样的“国家”不是国民的，但与传统王朝的不同在于统治者也不认为是自家的。既然不能传之子孙，则我死后（甚至我下台后）哪怕它洪水滔天！所以这样的专制往往更容易趋于短期行为，更不负责任。当统治者“爱国”时，他甚至未必能如赵构、慈禧、李后主那样把“国”当作自家的贵重财宝来爱，而很可能只是镇压反对派维护自己眼前利益的一种藉口。换言之，这样的“爱国”比传统君主的爱国可能更虚伪。
而当其卖国时，更由于反正不能传国于子孙，卖起来更加无所顾忌，也不存在“只零售不批发”的界限，甚至把整个国家卖了换一大笔钱来享受，都是可能的。因为国既不可世袭，财产还是可以传给自家子孙的嘛。加之如今听说某些外国也没有当年的金邦那么寒冷荒凉、贫穷不堪还种族歧视，不会像当年金邦那样虐待亡宋遗族，甚至还颇为优待“投资移民”，于是“国”就更加显得没有钱可爱了。
偏偏这时候对外经济开放又还十分有限，一般国民不可能参与外贸，而只有那些人可以垄断对外交往。于是，损害国家利益，藉既无竞争、又不受监督的对外交往大发不义之财，然后把民脂民膏转移国外投资置产，家人先移民，自己一边继续“原始积累”，一边留好后路⋯⋯这等等宋时赵构秦桧们没有条件干的、不折不扣的卖国勾当，也就盛行起来。
然而，你如果对他们进行批评抵制，那对不起，我代表“国家”，你批评我，你就是反对“国家”，也就是“卖国”！而我镇压了“卖国”者，当然就证明我“爱国”了。这对外交往嘛当然也就更应当由我垄断——不让“爱国者”垄断，难道还让“卖国者”插手不成？于是乎“爱国”者卖国的历史剧不仅仍然上演着，而且这样的“爱国”比传统时代可能更虚伪，这样的“卖国”比传统也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了。
要改变这种“爱国”与“卖国”的恶性循环，办法当然也有——而且好像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只有这样，国民才会用不着宣传就本能地去爱国护国，主国事者既为爱国之民所托，且为民权宪政所制，从民意而有爱国之志，受制约而无卖国之机。这样“爱国”与“卖国”的“辩证法”才会消失，而主权与人权才都能得到维护。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