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在全世界媒体的聚焦之下，中共下令军队将坦克开进了北京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黎明前的黑暗不会持续太久。然而，二十九年过年了，正义仍在考验人们的耐心。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鬓发斑白。当年铁肩担道义的长者，大多走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经含愤辞世。
近年来最令人心灵伤痛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六四”义士告别不义的人间。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让刘晓波免受迫害，长期的牢狱折磨同样让“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英年早逝。由此上溯，李柏光、徐珏、李旺阳、方励之、刘宾雁、蒋培坤……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痛夫哉！他们没有看到正义得义伸张，罪恶遭到清算，自由之花开遍中国。相反，屠杀平民的政权依然高高在上，还口口声声将领导世界。香港维园的烛光在争议中摇曳，台湾“血脉”茫然于如何继续“相连”，而西方政客们已从齐声谴责变成了唯唯诺诺。
我从来不怀疑“六四”民主运动的意义。它是全世界推倒柏林墙、结束冷战的先行者，但是欢呼历史新纪元的西方世界并没有给予“六四”应有的地位，率先拉开世纪巨变序幕的中国人被抛弃，落入专制者更加肆无忌惮的统治。我相信历史一定会对这场民主运动进行价值重估，全人类都将祭奠“六四“死难英灵。
然而，迟到的正义对于短暂的个体生命来说太过残酷。没有“六四“义士会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是不少人一定会质疑坚守良知的效用。”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地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陪伴的异国他乡与世长辞，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有人还说，这个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的民族，值得为之奉献生命吗？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中国人权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斯人已逝，正义未到：纪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引用刘晓波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的话：“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她说，“也许，对于很多毕生为‘六四’受害者代言的人来说，追求正义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其本身“。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缺乏说服力。长期以来的贫困生活和政治高压，加上“八九“之后的去正义化教育，让很多人相信，如果民主自由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它们便不值得追求。正义本身的价值，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于是，曾经以民主自由旗号夺取政权的中共，开始宣传专制更适合中国人。
背弃正义的人们并不需要感觉猥琐，甚至可以自我拔高。马云为“六四“镇压辩解，人们可以说他为了家人和员工忍辱负重。还可以趁机污名坚守良知者：不像他们那样只顾自己的理想，逞一时之能，置家人和朋友于危境。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与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乐，并不是中国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强大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难题，整个人类文明的正义观都受到挑战。所有在专制者的巨大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都不得不思考：短暂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历史长河中的正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有何意义？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六四纪录专题： 一位普通六四参与者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