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许成钢在台湾发表演说。他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重返极权体制，因而对所谓的”东升西降”作出误判。
许成钢周一在台湾大学以《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为讲题发表演讲。对于所谓的“中国特色”共产极权制度，他提到，很多人似乎以为中国有私有财产权，所以不是极权制度。但是在没有法制的社会里，法律规定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对资产的全面控制权。
许成钢：“现在所谓的改革派如今在大陆都不敢提司法独立，这个词不敢碰了。共产党讲得很清楚，就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司法。司法只不过是执行党的决定。”
他指出，所谓“党领导一切”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换了个说法叫“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就是向“地方分权”，指的是行政和资源向地方分权，但是政治、人事、意识形态等一切都控制在中央手里：“只要管住你的脑袋，效忠中央即可。”
改革开放只为中共续命 并非中国产生天翻地覆改变
许成钢指出，也因为这份灵活，让中共得以活命。在改革时产生私有制，让各地争取台商、外商投资。但是，这也让外界误解，以为就好像是天翻地覆、一切都变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形成中国特色共产极权制。它改变目标，并未改变制度。在文革时，目标是阶级斗争；经济改革时，目标是发展经济。两者是为了同一目标，走向共产主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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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两次重大运动，大跃进死了4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整了1亿人，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动摇，经济濒临崩溃。中共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挽回信誉，然而官方文件提到“私有制、公民社会、私人媒体将导致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他说，邓小平早已宣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四道红线：“任何人不能碰这红线，邓小平讲的不是空话，1989年天安门的镇压就是告诉外界：你敢碰我，就要死。”
许成钢表示，虽说“地方分权”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关键，但是习近平日益收权，不想依赖地方行政力量。他以“低能表现”，形容习近平的欲望。许成钢说，极权主义弊病丛生，而地方分权才让中共变得如此强大，也才使得习近平吹嘘东升西降，误认为力量足够强大、误认为能自上而下都控制、误认能以“一带一路”控制全球大局。
许成钢表示，虽说“地方分权”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关键，但是习近平日益收权，不想依赖地方行政力量。他以“低能表现”，形容习近平的欲望。
“这些都是错误的判断，哪怕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帮着他想，也是错的。都不要说极权主义本来就危害全人类的，就算是为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发展，他也是错的。他危害了自己的制度，这也是内部很多人反对他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认为，他太愚昧。”许成钢补充说。
他提到，习近平利用先进的大数据管理、动态清零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在中国的人都说，“动态清零是一个总预演，将来如何全面控制社会都演习过。当需要时，一切一块来就控制了。”
中共关心政权安危大于经济
当被问到，习近平近日赴上海视察，以及中共中央出台一连串刺激经济方案是否可行的问题时，许成钢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例指出，当时国内外的人都判断香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只要当局还关心经济，一定小心对待香港事务。其次，如果香港不能保持“一国两制”，又怎么跟台湾谈“一国两制”？然而，就算香港并未真正挑战中国共产党而是挑战其统治香港的做法，北京还是用对内同样的手段予以镇压，香港经济走下坡路是可预期的。
“他关心的不是经济，是他的政权。他在具体做事时，要判断政权整体影响为何。”许成钢解释，中国对民营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打压手段，以及目前经济发生的问题都是过去所积累的后果，“眼看经济要出问题，面临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风险，而且持续扩大中，他才试图采取某些手段来缓和。”
中国崩溃假想情境
针对有关中国近年出现包括文官系统在内的消极抵抗，制度崩溃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发生，以及中国历史与前苏联是否能做比较等问题。许成钢剖析，极权制度有个特点，“非常暴力的全面控制”。在此情况下，消极抵抗能走多远很难判断。他举一个最坏的例子，朝鲜极端的贫困，但是靠着全面的暴力统治也能维持。
许成钢表示，苏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相信只有先进的制度，经济增长才会领先其他国家。当增长低于发达国家时，就证明制度出问题。苏联经过20年改革，社会精英普遍形成共识，制度不能改革只能放弃：“当社会精英普遍形成这个共识时，制度崩溃就到了。”
他指出，在朝鲜，社会精英没有这样的共识，所以暴力统治仍持续。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和社会精英有多少人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外界并不清楚。许成钢说，他只能提出猜测的条件，但无法得到答案。
以上来自自由亚洲电台，2023.12.04 11:05 ET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许成钢
许成钢，生于1950年，1982年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香港大学《钟瀚德》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讲座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和IMF的顾问，《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会长。曾获得2013年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16年）。现任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为国务院，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社科院等中央机构提供政策咨询及政策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