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等 | 极权主义在中国的重建

作者：吴国光张伦陈奎德罗杰.嘉赛德夏明胡平叶耀元黎安友

编按：此前不久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人们对习近平是否会打破已沿袭40年之久的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的最后猜测。已经没有疑问，他正在寻求成为像毛泽东那样的终身独裁者。同时，在新的、由其追随者所组成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协助下，习近平也更有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专断地行使权力。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一直推行的强硬政策，特别是对社会的控制，加上这一新的发展，表明一个新的极权主义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

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权政体为何再次成为可能的？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和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与区别？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回归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刚刚发生的、被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风潮，对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意味着什么？本刊邀请专家以简短评论方式进行了以下对话。

吴国光（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国民主季刊》创刊即选择“极权主义”作为笔谈的主题，有见地，也很有意义。事实上，国际上政治科学中对于“极权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一向是薄弱的。

对于极权主义的经典研究是基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在二十世纪第一个三分之一年头的历史实际而展开。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国极权主义政权建成的时候，纳粹德国早已灭亡，斯大林也刚刚死去，西方学术界对于极权主义的兴趣大大减弱。在这种背景下，一直缺少对于毛式极权主义的经典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极权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相关研究更有后天失调的问题。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毛主义似乎比纳粹和斯大林主义更有欺骗性。随着毛后中国变革的兴起，其中包括中国与西方的接轨，后来更发展为对全球化的拥抱，极权主义在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型，不仅越来越向一般类型的威权主义政体演化，而且一度带给人们它还会进一步走向民主化的想象。“后极权主义的威权主义”与一般威权主义的区别何在，意涵何在，在关于邓、江、胡时期中国的相关研究中，大体仍是空白。

这样，当习近平在中国全面复辟极权主义的时候，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世界带来了震惊：人们以为早就死亡的东西，居然横空庞然大物也！它是诈尸，还是再生？它是灵魂未死，还是体量大增？它是习近平的个人偏执，还是中共党国的体制精义？它会是毛主义的重复，还是会具有“新时代”特征？在中国和世界经过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浪潮之后，为什么极权主义能够再次兴起？它和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是相互兼容的关系呢，还是它必定走向上述趋势的对立面？它有没有经典极权主义所曾经具有的大众基础？它会不会像纳粹的兴起那样带来激烈的国际冲突乃至下一次世界大战？当国际冲突趋于激烈的时候，国际社会要像1930年代和斯大林的苏联合作那样来和习近平的中国合作呢，还是要像1940年代与斯大林的苏联展开“冷战”那样来围堵习近平的中国，抑或重复1990年代从所谓“围堵加介入”（congagement）到实际上的全面融合这条道路？

随着2022年11月底被舆论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风潮在中国兴起，如何估计“再生极权主义”制度下民众的反应，更是成为一个亟待探究的重大课题。经典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党国政权对社会层面的全面渗透和控制。而对“再生极权主义”来说，一方面，通过政权实力的增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这样的控制在很多方面强化了；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在此前的历史阶段毕竟有所增长，民众也同样可能从信息技术的应用中获得力量乃至抗议的便利。

围绕“极权主义在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鉴于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这样的探讨更有极大的意义。与最早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时隔将近一百年，以中国为焦点来重新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剖析，我认为，是可以大大增加并深化人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的。

张伦（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图谋之所以如此快得到其阶段性成功，一个原因在于极权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旧的毛式极权体制依旧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底色，基本的运作规范。它只要条件许可，有需要，就可以重新启动，成为主导。另一个原因在于邓式改革的内在矛盾。这是一个不愿从根本上放弃毛式政治权力体制，却要改革毛式经济体制；既要毛式的社会主义又要美式的资本主义的改革。结果在造就经济阶段性的高增长后，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经济乏力，陷入其内在矛盾造就的困局，民粹思潮浮起。

解决这种困局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提升改革到一种全面改革的层次，消除腐败的制度基础，赋予公民完整的权利，制度规范各种利益；要么全面回归毛式体制，用改革前的手段修正因改革造成的问题，也就是用极权的方式消除放权带来的负面结果，削减公民因改革获取的、造就中国发展的自由，压缩能使官员发挥主动施政同时也恰恰可能是让他们得以获取私利、进行腐败的空间。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的选择显然是后者，这是有其体制、现实与个人的逻辑的。向极权回转成为某种必然。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一种政治企图与意识形态蓝图，缺乏技术手段与必要的资源，在四十年改革开放造就的社会力量面前，这种新极权企图可能并不易达成其目标。现代极权主义与传统的专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所掌握的现代技术手段，没有这些技术手段是不会有现代的左右翼的极权体制的产生的。而之所以习近平的极权主义企图得到相当大程度上的落实，恰恰是依赖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带给中共的资源与技术手段，尤其是高科技信息手段。事实上，如何应对这种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在赋予人的自由空间及能力的同时，也造成对人的自由的某种威胁，即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讲，也是面临的全新挑战。而对中国这类缺乏民主的权力约束的体制，借用这些信息技术对人的控制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更加严峻。中国是信息技术时代的第一个极权国家，是极权主义的2. 0 版。因此，战胜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化极权体制的意义就不仅是针对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几年来在我的讲座、教学、研究、文章中不断阐述的一个观点。而经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到底对这种极权企图会具有怎样的抵抗力，也是我们观察下一步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一个关键。

陈奎德（《纵览中国》网刊主编）

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因为统治难以为继而自行改革转变为准威权主义多年之后，重新向极权主义回归，我称该现象为极权主义复辟。

共产极权主义的演变曾有一些先例，最著名者为前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所做的去极权化的某种改革或称“解冻”，期间持续了将近10年，后来勃烈日涅夫联合高层同僚于1964年通过政变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其政策部分向斯大林极权主义时代复辟。

极权主义复辟的动机是防守性的，其目标是避免该政权消亡。

极权主义复辟的条件在于，此前的改革并没有抛弃其意识形态旗帜，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政治框架：没有三权分立，反对多党政治，禁绝言论自由。

毛去世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引进市场因素，允许多种产权形态，在社会控制上也有所放松，但并未公开放弃共产党垄断政权，在基本政治框架上依然故我，故有复辟极权的基地。

但是，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事实上已经留下了其庞大的受益群体，其范围涉及全社会：包括上层精英集团—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以及中产阶层，下层工人和农民工等。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上层巨富人群富可敌国，下层工人和农民工得益最少。但是总体上，各阶层生活水准都比毛时代有所提高，其自由度也有所上升。有鉴于此，执政当局要返回毛时代，将彻底剥夺这些群体四十多年来获得的权利和利益，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社会自由度也将大幅降低，除了习近平拔擢的极少数亲信之外，中国所有阶层的利益都会遭受侵犯，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知识阶层。

这种复辟必定遭致四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中上层的主流力量的强烈抵抗。根据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再加上中共极度孤立的国际环境，当政者要彻底剥夺多数国民已经获得的精神和物质的权利而返回更贫穷更专制的极权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的白纸革命，预示了复辟的失败。

事实上，极权主义的全面复辟，历史上并无先例。掌握暴力的当局有可能使得中国向极权倒退一段时间，但我的结论是，中国已经不可能完全返回毛泽东式极权社会了，它最远能倒退到陈云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56年）。我的预判更大可能是习近平这一复辟过程将在2-5年内半途而废。

罗杰.嘉赛德（Roger Garside，英国外交官，亨利.杰克逊学会研究员）

伟大的苏联英美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将极权主义政权定义为：一种在任何生活领域，公共或私人领域，都不承认其权力是受限制的，并在任何可行的地方强加这种权力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国体制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并从1949年起党国就一直如此执政。

虽然自毛泽东去世后，有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暂时缩小权力范围符合其利益，但在任何阶段，中共都没有采用过分权原则，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对其权力进行限制的执政原则。自1949年以来，极权主义政府在中国未曾消失过，所以说极权主义政府的回归是不够准确的。

习近平自2012年成为总书记以来，一直致力于将政权的权威扩大到最大限度，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他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掌握了强大的控制手段，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极权主义制度本身会产生了一系列深层并广泛的问题。既然极权主义制度导致了这些问题，那么只要它继续存在，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问题的根源在于极权主义制度，因此统治者只能对症状进行修修补补。包括经济（例如，高负债）、社会（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破产）、环境（例如，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际（例如，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较量），道德（例如，贪污腐败；但腐败问题只能通过建立独立司法等政治改革来根除），等等。

中国的政体已经病入膏肓了。正如一个患有尿毒症的人只有通过肾脏移植才能恢复健康一样，中国也需要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制度来进行政治移植。

如何才能实现转变呢？尽管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胜利加强了他的政治地位，但这对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毫无帮助。事实上，加强极权主义控制将会加剧这些问题。在我写这篇短评的时候，中国各地的抗议者正在高喊 “不要专制，要民主！”要求中国共产党下台的口号。有利于变革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

成功的变革需要巧妙地结合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不能规定中国应该如何治理，但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帮助那些在中国寻求系统性变革的中国人。民主国家必须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国际流动资金库、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银行系统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帮助中国人民完成变革。

夏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史德顿岛学院教授）

极权主义，无论是纳粹/法西斯右翼还是苏联共产主义左翼，都以国际现象来呈现。21世纪初中共极权主义的回潮，自然有中国共产党体制演绎的内在逻辑，也有它对变化的阶级结构（资本家作为阶级的出现以及城市中、上层市民的资产阶级化）的反动，但同时还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和全球化的动因。

中国19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与西方的撒切尔-里根革命相呼应的新自由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在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看来，邓小平是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广告牌人物。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观之，这也是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嵌入南北分工的世界体系。1989年邓小平下令在北京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用流血的刺刀和咆哮的坦克支撑起一个发展型的专制主义——新权威主义。在经历了西方国家短暂的经济制裁后，邓小平再次推动中国与西方全面和解。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工程师（真正的技术官僚）的精心运作下，中南海和华尔街结成联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利用自己的制度劣势与华尔街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对接，透过专制体系（例如户籍制度和农民工为主力的血汗工厂）和官员腐败，把低人权、低工资、低环保转化为与华尔街合作的优势。中方的朱镕基、王岐山和美方的基辛格、鲍尔森，都是在中南海-华尔街之间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美国政治的寡头化，尤其是金融寡头的做大，与中国政治的寡头化，尤其是以家族利益瓜分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化，二者同步进行。自然也会出现“G2”、中美共治、“中美国”（Chimerica）的设想。

美国任何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倒退和堕落，比如贫富差距的加大，军国主义的强化，川普对民主法治的践踏，都会成为中共倒行逆施的障眼法藉口。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群体，川粉浓度的强烈，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秩序下既得利益集团信奉和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表现。他们把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寄托在川普主义上，其实暗合了这样的势力和图景——美国军工联合体及金融寡头，在优先强军、扩充军备、喧嚣战争的政策下，全面削减美国在文教科研、社会福利卫生和基础建设上的公共投资，强化一个赢者通吃的寡头政权，同时推行一个以达沃斯为平台、全世界银行家联合起来的富豪全球化。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提出的美国出现“反转的极权主义”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的警告，必须成为我们思考中国21世纪极权主义的国际参照。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

中共二十大标志着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个人独裁，标志着极权主义的回归。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中国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习近平为何能复辟个人崇拜？极权主义为何再次成为可能？

让我们先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谈起。其实，习近平之所以能当上总书记，完全是出于元老的误判，主要是江泽民、曾庆红一派元老的误判。在十八大前一年，我分析预判，由于江泽民与胡锦涛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未来习近平的权势将远超江胡。不过在当时，一般人，包括中共的元老，主要是力推习近平上位的江泽民、曾庆红一派。都以为习近平会是一个比江胡更弱势的领袖。殊不料习近平一上台就展现强势，元老们悔之晚矣。

就在十八大召开前，出了两件小概率的大事件：一是王立军夜进美领馆，一是令计划儿子车祸身亡。这给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败的名义强化个人权力提供天赐良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习近平就算想在高层反腐败清除异己，也好比老虎吃天无处下口。通过反腐败，江胡两派元老的势力都被压了下去，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便再无障碍。

习近平一上台，接手的就是一个崛起的中国，政治上依然一党专政，GDP已然坐二望一。这就不能不说到“六四”了。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开始，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六四”只是其中一段插曲。“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固然有过一段短暂的停顿，但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启动，于是改革开放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线继续向前推进。

我不能赞成这种观点。我要强调的是，“六四”是分水岭。“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和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期待相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倒成了当局坚持一党专制拒绝自由民主的最大资本。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都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为根据，用来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用来证明一党专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现在，更被今天的习近平用来证明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西方民主制度更优越。今日的中共政权，比过去更专制更自信更骄横，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固然是把体制之恶推向极端，另一方面也是把体制之弊暴露无遗。物极必反。从去年11月反野蛮清零的白纸行动，到近日来反野蛮解封的怨声载道，多少可见端倪。

叶耀元（美国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系主任）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如众所预期的破格连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这也象征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度的破坏，更不要提这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七人名单都是习近平拉拔的人上阵。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了，目前共产党中央独尊习一人的走向。

但这并不代表，习近平的政治权力透过他自己的政治布局已经稳定妥当。事实上，因应中国人民对于习近平个人独裁以及强烈对内的言论自由控制，在二十大之后中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而因为2022年11月24在乌鲁木齐高层住宅的火灾所引发的悼念及抗议活动，遍布中国19省，并在多个大型城市均出现人潮，由南京、上海开始，随后北京、广州、福州、沈阳、哈尔滨、长春、重庆、成都、兰州、西安、武汉、郑州、大理、长沙、乌鲁木齐、佛山等地。至少有91所高等院校先后组织响应。媒体普遍将这场“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运动”称为“白纸革命”。

白纸革命的诉求，不仅仅只是开放封控，许多民众也趁著这次的运动，要求中国开放民主自由，并诉求习近平下台。这是一场动态性的革命，但革命是否可以成功，目前还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变数。第一个变数，是这场革命的运动是否可以在面对警察的暴力之下继续持续下去。如果这场运动在面临警察的压制之后就退缩了，那就很难有效的挑战共产党的威权政权。第二个变数，是白纸革命对体制的冲撞，是否会得到共产党内部的里应外合。革命的成功，往往是需要体制内的改革派一起来配合，才会有更高的机会得以成功。最后一个变数，则是习近平如何面对这场白纸革命。他是否会如同8964一般，在抗议的规模扩大之后，采取军事的力量进行压制；还是会因为面临到内外的压力，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来制衡这些运动。上述这三个变数，都有待时间来证明，到底机会是不是站在抗争者这边的。

但依照习近平大规模透过封控来控制人民，以及政治权力集中的这些趋势来看，习近平不可能容忍国内反对声浪的存在。跟1989年民主运动时不同，共产党高层内部的改革派现在都消声灭迹。但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建立在希望之上所诞生的悲剧，而白纸革命，却有机会成为绝望之上所诞生出来的希望。关键在于，更多的中国人是否愿意为了自己的自由与未来而站出来。

黎安友（Andrew Nathan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989年4月，一场由几百名大学生组织参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和平抗议，在四个半星期里扩大演变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学生、市民、工人、甚至政府人员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同时，国内其他三百多个城市也相继爆发了类似的抗议。

相比之下，2022年11月底国内反清零政策的抗议，在经历了几天令人振奋的斗争之后，局势得以平息。三年以来，清零政策激起广泛的民愤，但习近平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比三十年前的中共要严格得多。

1989年的示威游行能够演变到危机规模的根本原因，是中共领导层的内部分裂。但现在，二十大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习近平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着军队、警察部队、反腐败等各机构，并掌握最现代化的监控技术。同时，“习家军”也控制着媒体。与此同时，那些对习近平缺乏个人忠诚度、似乎有稍许自由主义想法的高级领导人“被”提前退休。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总理李克强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即使是面对当前民众耐心消退的情况，习近平仍然能够把控局面。所有的权力工具都在他手中，党内没有人有资格挑战他，党外也没有人能够聚集足够的力量来推翻他。

但习近平面临着另一个更邪恶的敌人：新冠病毒。目前，他的防疫清零政策明显失败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典型政策错误。习近平认为，在现代政权中，中国拥有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可以实施广泛而精细的社会控制，以阻止这种疾病。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够动员穿着防毒服的人员来守卫公寓大楼，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来监控不守规矩的公民，并利用手机追踪技术来控制人们的细微行动。习近平期望他的高科技社会工程能够向世界展示 “中国模式 “的优越性。

专制的傲慢使他在疲惫不堪的民众和无情的病毒之间进退两难。中国缺乏本土有效疫苗，进口外国的mRNA疫苗会使中共颜面尽失。疫苗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的接种率太低，也大量缺乏重症监护室。而放宽防疫政策有可能导致大流行病的肆虐，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领导层很可能会团结一致，支持习近平。警察将服从命令，政府将控制局面。人们感到愤怒的同时也会恐惧，示威活动不太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真正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如果中国以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关系高度紧张，这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来说，都不是乐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