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IANO PONZI, NewYork Times
在当今中国著名作家中，如果以经历出版风波的次数来排名的话，阎连科恐怕会居首位。从九十年代的反战小说《夏日落》令他做了半年检讨之后，他就厄运连连：2000年，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出版，被人告上新闻出版署；2003年，长篇小说《受活》一出版就惹得中宣部召开特别会议，下令全国媒体对此书噤声；2005年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是开放以后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部文学作品；05年长篇小说《丁庄梦》一出版即遭封存；2008年长篇小说《风雅颂》尚未出版，就引发全面争论；2012年，因在国内被禁，长篇小说《四书》在香港出版。
与其禁书风波同步的，是他连连获得的创作荣誉：《夏日落》获1992—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奖；《黄金洞》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年月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坚硬如水》获“九头鸟”优秀长篇奖；《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南方周末》30年来10部最优秀作品之一；《丁庄梦》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2006年10部好书”之一和台湾“读书人奖”；《风雅颂》获2008年度《南方周末》唯一“年度小说”和《亚洲周刊》全球华语10部好书之一；2013年，阎连科入围第五届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终选名单。
中国的出版之门对阎连科越关越窄，苦难使他拥有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国家。把出版问题置之度外的阎连科，现在只关心如何为自己的心灵写作。不久前，他刚把完稿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交给法国一家出版社。今年夏天，到访北美的阎连科告诉记者：“一个作家能否审视一个国家、审视一个民族，或者说能否审判一个国家、审判一个民族，此话在中国不能讲，但我的《炸裂志》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用一双高高的眼睛看看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被逐出军队的作家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嵩县田湖瑶沟村，从小读著《艳阳天》、《金光大道》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小说，1978年从农村参军后才读了第一本外国小说。参军第二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虽然所在的部队远离前线，他却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恐惧感，革命英雄主义不见了踪影，这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从被灌输的革命英雄主义到眼前的残酷现实，人生经历及阅读改变了他的写作经历。1993年，阎连科在反战小说《夏日落》中把英雄拉下马，把神话般的革命英雄主义还原到现实，94年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报刊杂志竞相转载，但几个月后便被禁。这一年，他刚从河南调到北京二炮创作室，一到新单位就做了半年的检讨。
事后，阎连科才弄清楚自己首部作品遭禁的原因，原来是香港《争鸣》杂志就《夏日落》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称其创作意味着聚焦军人灵魂堕落的中国军事文学第三次浪潮的到来。阎连科说：“我后来知道，有人把文摘送到北京，上面一看香港都这么说，这部小说肯定有问题。当时江正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折腾我半年之后不了了之。”
《夏日落》事件之后，阎连科暂停充满禁区的军事题材写作，转向风险小的乡村题材，但麻烦并未就此结束。2000年《坚硬如水》一出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接到的告状信指这本书在红黄两方面都犯忌。该书的责任编辑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本人，亲自去北京打点关系请客吃饭，最后以上面发话“书可以出，但不可做任何宣传”平息了风波。
2003年，《受活》的出版风波令中宣部召开特别会议，因担心禁书令反而会给这本令他们讨厌的书造势，决定让它悄悄问世，不能做任何评论。军队高层也从《受活》嗅到了一些异味，决心把他逐出军中。10月的一个晚上八点，阎连科还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早上爬起来就接到通知让他三天内卷铺盖走人。原来一位非常高级别的军队领导发话说，如果再来一次反右运动，全国只有两个名额的话，非阎连科和章诒和莫属。那一年，章诒和出版了《往事并不如烟》。
中国军队正常的军官转业程式是，每年4月确定转业名单，10月到地方报到，给转业军官半年联系工作的时间。享受正师级待遇的阎连科接到命令时，正是10月，限他三天内找到工作几乎等同于逐出军中，阎连科甚至做了回河南嵩县老家的准备，不料第二天的饭局上巧遇求贤若渴的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两人一拍即合，阎连科的去处有了着落。
享受北京首份书面禁令
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在军中完稿，阎连科一直把它压在箱底，被逐出军队没了负担，决定拿出来发表。最初，巴金女儿主编的《收获》杂志答应首发，在一次会议后又决定暂缓，后稿子转至广州《花城》杂志。05年第一期《花城》只刊发了一半，就接到上面禁令任何报刊不得转载。又过了半个月，中宣部和新闻总署联合发文，给《为人民服务》明确了六个不准：不准发行、不准转载、不准评论、不准摘编、不准报导，已发行的刊物必须全部回收。
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禁书一般靠电话通知，从不下发书面文件以免留下把柄。《为人民服务》成为享受书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说，且禁令文件下达范围之广，连他河南老家嵩县都有一份，此事标志着阎连科从此成为中国最有争议的作家和官方最不欢迎的作家。
后来阎连科听说，当禁令下发到部队时，二炮创作室连夜传达，军队首长非常得意自己的先见之明，早把他逐出了军队。在北京市作协，阎连科十分幸运地拥有一个十分宽容的小环境，作协主席以《为人民服务》是在军中完稿为由替他解脱，并打保票日后不允许写这样的东西帮他蒙混过关。
2008年，阎连科写作《风雅颂》，其后的出版过程是不断地被要求修改，阎连科的态度基本上是逆来顺受，让怎么改就怎么改，反正台湾会出一个完整的版本。某家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都准备开印了，最后说书没法出了，并让不要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出版社也说要出，还信心满满地说没有一点问题，但他们提了十八条修改意见，其中阎连科答应修改十六条。“有两条我无法修改，一是说小说调子太暗，应该把它写的明亮一点，二是说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有问题，必须写出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物来。我说宁愿不出版，因为我无法修改”。
《风雅颂》08年4月在文学刊物《西部·华语文学》上首发，因揭露中国知识分子伪善面而引发激烈批评，有人指责他影射北大，妖魔化知识分子。两个月后，小说单行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的推荐词是：尚未出版，就引发全面争论！亵渎、被亵渎，侵犯、被侵犯。阎连科，用他的唾沫给时代消毒！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钝刀割肉，佛头作粪。
不断遭遇出版挫折及争议批评，令阎连科反省自己的写作。在中国低矮的屋檐下，阎连科也不是不曾低头。写作《丁庄梦》时，他进行了自我审查，出版《风雅颂》时，他也做了很多妥协和让步，但两本书还是被禁。阎连科反省后悟道，诚然中国出版审查制度有问题，但作家的自我审查更是对文学作品最深刻的伤害。
阎连科认为“对中国作家来说，所谓含蓄，是写作的方法，同时也是逃避的管道”。很多作家对此浑然不觉，声称自己很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他只是没有意识到出于自我本能的审查而已。他所谓的想写什么，这个什么本来就是可以写的东西。
《四书》是阎连科自我解放后的首部小说创作，他用“为人进出的门紧锁著，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般的声音告诉自己，“我当然希望出版，但我绝不会为了出版而写作。我一定要解放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
同党莫言
2008年，在大连举办的一次小型活动上，阎连科偶遇中国人民大学两位教授，被问及是否想调去大学，阎连科和莫言商量后，两人表示想一起去。大学之所以吸引他们，除了工资高以外，环境更加宽松，言论相对更自由。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正想招揽中国的顶级作家，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存在争议。在阎连科方面，北京作协非常爽快地答应放行，而在莫言那里，就没有这么顺了。他当时在文化部下属的艺术研究院刚分了套房子，拿到钥匙就走，良心上过不去。当时莫言也和阎连科一样，是备受争议的作家，既没有拿茅盾奖，也不是作协领导。
在有军队背景的中国作家中，阎连科和莫言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农村出生的军人，都是中国最有份量的作家，都同样因为写作被迫离开军队。阎连科因《夏日落》写了半年检讨，莫言也因《丰乳肥臀》写检讨，直到1997年脱离军队到《检察日报》工作。
不过莫言总是先行一步，当他的《红高粱》名满天下时，阎连科还默默无闻。直到今天，阎连科对莫言的写作还充满着尊敬，认为“他的小说充满着批判和讽刺。他是个了不得的作家，非常值得尊敬”。
五年前，阎连科因《丁庄梦》与上海文艺打官司时，莫言被搬出来居中调停。前一段时间莫言因获诺贝尔奖后的言行而备受非议，阎连科也为他打抱不平。阎连科说：“作为在内地生活的人，我非常谅解他获奖后的言论。莫言不是圣人，不是英雄好汉，他有非常脆弱的一面。说句实在话，如果我处在同样的环境中，也不能保证不会这么做。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每个人的言行都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平静生活。我们很多作家对刘晓波充满尊敬，但我做不来那样的事情。正因为做不来，才会对他倍加尊敬”。
莫言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事，阎连科更替他叫屈：“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是无辜的，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出版社会出一本书。莫言对书法充满着热爱，每天在家练书法，你要他写什么他都会写，完全没有想到后果。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你做了无法言悔，只能默默承受”。
阎连科相信现在和莫言还是好朋友，只是他现在特别忙，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影响超出任何人的想像，莫言被忙到疲惫不堪，他任何一句话都会被媒体放大解读，为此他会更加莫言。
《炸裂志》审视中国
2013年夏天，阎连科把《炸裂志》的中文稿交给北京普世派知识分子资中筠在法国从事出版业的女儿陈丰，让她带回法国翻译，不出意外的话，这部小说首版将是法文版。《炸裂志》聚焦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巨变成深圳上海那样的大都市。阎连科认为中国三十年巨变不是几份政府档就能解释的，他要用作家的眼光去审视这种变化。
阎连科说：“在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有明文规定的写作禁区，但后三十年，除了六四，并没有规定哪些东西不可以写”。在被问及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前景时，阎连科相信一定会有麻烦，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愉快，但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他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如何以作家的名义去审判一个国家和民族。
－－原载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