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正典是人類第一代文明的唯一繼承者，更接近於種子基因庫，古老程度是別的文明全都趕不上的。可以說猶太人民族的特殊性就在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倖存下來的第一代文明。我們現在所知的希臘文明、華夏文明，這些都是第二代文明。」（劉仲敬，《文明更迭的源代碼》）
希伯來正典就是希伯來聖經，貫穿其中的中心主題是敬拜一位上帝。在新教聖經中，舊約聖經與希伯來聖經相同，但書卷的排列方式不同。
為什麼遠東地區，尤其是中國被稱為「窪地」或「鹽鹼地」呢？
主要還是因為遠離初代文明的中心，屬於文明的邊遠地區，到了這裡，上帝只剩下模糊的印象。
不管是西南一帶的三星堆文明還是西北一帶的黃河文明，都能證實中國文明西來這個說法，這基本是確鑿無疑的。
聖經記述的新月沃土是初代文明的中心。
國族的興起在神的手上，不在人的手上。信靠神，才有英美的大國崛起。人的機智和詭詐，是不配興起邦國的，即便一時興起，也會被神拆毀。
民族發明在倡導湖南共和國時代的青年毛澤東們就嘗試過了，一旦發現共產主義對顛覆民國更有效，很快就轉向了共產主義。對他們來說，顛覆是目的，不是手段。
共產黨為什麼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呢？中國皇帝實際是政教合一的人間代表，沒了皇帝這個奶嘴，又需要一個宗教型的權威做替代，以便及時滿足人民精神口腔需要，山寨基督教的共產主義就應劫而生了。
共產黨領袖最接近中國皇帝，這就是中國式的「路徑依賴」。
共產主義原是國際化的跨國病毒擴散，共產黨本是共產國際的產物，所以毛時代說要「解放世界上2/3受苦的人」，用這種向國際獻愛心的口號解釋自己作為宿主寄生在中國的合理性。
今天情況已經大不一樣，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已過三十多年，國際共產主義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死灰復燃，所以今天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種跟共產主義初衷毫不相干卻極力煽動利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作為共產黨今天仍然作為宿主寄生在中國身上的另一種合理化的解釋。
「中華民族」的概念也是民族發明的一種，是梁啟超當年凝聚民族主義力量搞立憲共和的權宜之計，沒料到却被中共熟練操縱，並借此向法西斯暴力团伙轉化。
从历史上看，「中華民族」就是森安孝夫在《絲綢之路與唐帝國》談到的一波波西北亞遊牧民族逐鹿中國並互相雜交的產物，華夏文明也是通過絲綢之路秩序和技術輸入的產物，根本不存在與世隔絕、獨立自主發展出來的中華民族，換句話說「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除了遠離文明中心的弱勢特徵外，根本就沒有任何特殊性。
「絲綢之路」這條從兩河流域向中國輸入文明的通路並不是漢代以後才有的，早在6千年蘇美爾文明或更早就拓展出來了，而且不僅輸入先進的技術和秩序，還有多元化的人種。今天中國人最早的祖先文明，很可能來自于蘇美爾人、古埃及人和巴比倫人，而更早的2萬年之前，印地安人就借助這條通路越過白令海峽遷往美洲了。
遠古以西亞北非一帶「新月沃土」的文明中心，先遷至西歐，再遷到北美，科技發展日新月異，AI技術通往雲端，哪怕是天涯海角的一個房間裏都可能產生文明創新的基因突變並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國家的物理界線越來越弱化，種族之間的差別也不斷彌合，「祂從一本造出萬族」復歸一本已然成為文明發展新趨勢。
以此背景，在中國這种文明邊緣的費拉社會搞民族發明很有復古的戲劇效果dramatic effect，雖然我對這種復古的理想主義抱有很大興趣，也想看看這其中的樂子，但終究不是主流文明發展的方向，對於其能達到解體中共並中國的有效性並不抱太樂觀的期待。
不過，劉仲敬對世界歷史縱橫捭闔的才能還是很值得欣賞。
中國從來不缺野心勃勃的費拉，最缺敬虔誠實的神的兒女。人活著的目的不是顛覆一個國家或建立一個邦國，而是捍衛並享用神賦予的「天賦產權」，而且只有這些面臨無端侵害的時候，才有全心投入捍衛的必要，因為這是神的產業。
民族發明，如果不是在神之下，不過是從大的民族主義到小的民族主義，到底還會被野心家利用。
發明民族組建各自的民族國家，本質上跟發明共產主義區別不大，都是靠著人的機智，在沒有得到神的應許前就匆忙開啟的「替天行道」。但組建民族國家明顯不如山寨基督教的共產主義運動更有社會號召力。後者更具有欺騙性、煽動性和破壞性。
從歷史上的多民族國家解體來看，解體並不必然意味著文明基因更加多樣化。而上帝之下的美國，不必解體也能催生多樣化的文明基因的創新。
這就說明，信靠神，並捍衛神賦予包括生命、自由在內的「天賦產權」才是文明基因多元化創新的根本的源泉，民族發明和獨立的民族國家既不是這其中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
人從來不可能依靠人心的詭詐和自我設計走出野蠻的叢林，納粹和共產主義的巨大人道災難已是前車之鑑，信入上帝，保守神的恩典才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牲人真正脫離費拉社會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