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

摘要: 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佑护自由是英国宪政贡献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这一传统的形成固然与英吉利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文化传统、生活与宗教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模式密切相关,也与法律职业群体尤其是宪政主义者充满勇气与智慧的创造密切相关。

19世紀早期的英国上議院

19世紀早期的英国上議院

在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的人类文明舞台上,若论历史之久远、根系之深邃、命脉之绵长,英吉利文明是无法与华夏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相提并论的。当这些文明体早已光芒四射、声威远播的时候,英吉利文明乃至整个日耳曼文明尚在荒蛮幽深的丛林深处刚刚开始起步。但是,当血管中流淌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鲜血、双眼中闪耀着北欧海盗特有的勇武与蛮性的日耳曼人冲出丛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世界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刻已经来临。取代不可一世的罗马文化登上西欧文明舞台的日耳曼文化为欧洲大陆带来了一股自由而清新的气息,这股气息改变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和方向。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五百余年后,欧洲大陆西北角的诺曼人征服了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不列颠岛,由此开启了英吉利作为独立统一的文明体进步发展的历史。仅仅数百年以后,英吉利民族就带着自己的雄心和梦想从不列颠出发走遍了整个世界,并占据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当其他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或日趋衰微或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英吉利文明却横空出世,将自己的儿女连同自己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法律制度乃至语言与信仰输送到了世界的角角落落,从而几乎独享了近代以来人类全部的财富、尊严和荣耀。

17世纪之前的英国仅是西欧封建国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乃至语言与社会潮流等方面,英国都是跟在西欧大陆的后面亦步亦趋的,英国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资本。但是,从17世纪大门开启的那一刻起,英吉利民族就爆发出了冲出不列颠、冲出西欧、走向世界的不可遏止的力量与能量。在人类历史上的诸种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都没有达到英吉利文明所达到的程度。英吉利文明是真正影响了世界的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吉利民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明。因为,就“世界”这一知识本身而言,就是由英吉利民族开拓、创造的。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商船与舰队驶离大西洋水域之前的人类知识说到底都不过是地方性的知识,在殖民舰队抵达各大洲之前的文明说到底都不过是文明的散片。是西欧诸民族主要是英吉利民族面对风浪勇往直前,用寸寸航线将这些文明的散片联结了起来,勾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图画,人类从此才有了完整的世界的概念和意识。在今天,这个民族的后裔美利坚民族又在凭借交互电信技术勾勒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图景。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是以英吉利文明为中心展开的;不列颠岛是这一文明的中心波源地,由此发出的文明之波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整个世界。

在群星闪烁、浩瀚深邃的人类文明星空上,有的星体发出刹那间的耀光之后便立刻归于沉寂,永久性地消失在宇宙的深处;而有的星体却能够在纵横交叉的宇宙引力场中找到适合自己质量的轨道与运动速度,得以较长时间地维持着自身的平衡,向四周辐射着自己的璀璨。自17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英国的世纪。在此期间,大英帝国独步世界、纵横驰骋,可谓所向无敌。人类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就流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取代其地位成为了新的世界领导者,从此英国永久性地丧失了领导世界的地位。英国文明的兴衰史充分说明,一个民族的成败显然不在一时物质之繁荣、军事之强大、地位之显赫,而在精神之健全、文化之恒久、制度之先进。在今天,英国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影响虽然已经是黄昏落日,但是早已超越了国界的英吉利文明却还没有退却的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虽然有了些许迹象和征兆。当大英帝国达到其鼎盛时,她通过其文明精神的输出成功躲过了其他文明注定要被历史湮灭的厄运,英吉利文明通过在其他文明体中的再生而获得了永恒。帝国衰落了,但是英吉利文明的精神却犹如一只浴火凤凰在黄昏时刻腾空而起,划过渐暗的长空,飞向宇宙的深处,成为永恒。

一、英吉利文明的发祥

英吉利文明的发祥地是大西洋中的不列颠岛。最早从欧洲大陆来不列颠岛居住的是伊比利雅人(Iberians)、克尔特人(Celtics)。至公元9世纪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盎格鲁萨克逊王国,此即英格兰王国。回首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任何一种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其他文明都往往是在血与火中诞生,在血与火中绵延,而最终又在血与火中走向凋零的。在不列颠岛,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也曾硝烟弥漫、战火连绵,但战争从未对这里的文明造成过致命的伤害。阿克顿勋爵讲到:“当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时,这个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是成为一个由海洋护绕的岛国。不再有敌对和好战的邻国,也没有强制的战备和集权,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外国政府的专制主义。”与英格兰相比,欧洲大陆和遥远的东方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欧洲大陆,种族交错、民族混居、教派林立、战火不断,文明与文明在不断的厮杀中往往会两败俱伤。在遥远的东方,情形又有所不同。自秦统一六国始,就形成了中华帝国中央高度集权、皇帝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在此之后,虽有朝代更替,也有外族、外敌入侵,但基本上没有对中华帝国自我封闭发展模式产生多大影响,文明在惟我独尊的陶醉中、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延续着。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再加上诺曼征服后形成的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和长期跨海而治的统治局面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会组织对世俗王权与政治权力的牵制,或许还应加上盎格鲁萨克逊人以及诺曼人从原始状态到中世纪文明间的大幅度跨越,终于促成了具备新型的分子排列顺序的文明晶体。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相互激荡,经济、政治与精神互为支援,构成了孕育英吉利民族的个性与气质的土壤,构成了英吉利文明发展、提升的独特社会背景。

当我们比较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编年史时,就会发现英国明显的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战争构成了其他国家文明史的主线,而新知识的发现、新技术的发明则构成了英国文明史的主线。这一特点在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他文明,无论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还是古中华,大都在鼎盛时期的奢华狂欢中落幕休止,而英吉利文明却逃脱了这一文明的宿命。英吉利文明独特的发展轨迹造就了英吉利文明独特的传统和品质,而独特的文明传统与品质又决定了这一文明的历史命运。

阿克顿勋爵曾不无自豪地指出:英吉利民族是一个坚持不懈、温良节制、充满个性意识和男子汉责任感的民族,英吉利民族的这些特点使得英国人具有了高超的劳动技巧,使之能够在其他人无法生存的荒芜地带繁荣昌盛。

二、英吉利文明的贡献

那么,英吉利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追问的问题,虽然其本身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英吉利民族贡献于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经济政治智慧相互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因而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构成了我们当下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今天仍然生活于英吉利民族开启的文明之中。如果把英吉利文明的某个方面从现实中抽走,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会重陷于黑暗之中。

在色彩斑斓的英吉利智慧中,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守护自由构成了英吉利民族的标志性贡献,这在今天已成为了人类行动的向导。自由与法治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明灯,在引导着人类政治远离人性阴暗的深渊而趋近文明健康的高地。英吉利是自由宪政的故乡,构成今天世界范围内宪政的主要支撑性制度都可在英吉利民族的历史实践中找到其端绪或根据。正如有学者断言:“自由政制的治术是盎格鲁诺尔曼(Anglo—Norman)种族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本来现代文明,以构造论,最为复杂;因之,现代文明种人常从殊方异国得到各种文化的渊源。譬如,宗教来自东方;字母来自埃及;代数来自摩尔人(Moors);艺术与文学大概来自希腊;法律来自罗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惟有关于政治组织中之基本概念,现代文明中人在势必须请教于英国的宪政制度;于是,在世界各国宪法中往往有许多通名与成语,除却引用英国政治的理论及实际所有典故外,无从解释明白。

在1989年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曾提到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份最为系统的人权保障立法,法国人是人权保障的先行者。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立即对密特朗进行了反击,她自豪地向众人宣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才是最早的人权法案,英国才是人权保障的真正发源地。不管学界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如何争论不休,她所开创的“王在法下”的立法先例还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在其于1215年订立之后,每遇历史的转折,她就会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来,参与历史的书写和缔造。人们对她的不休论争本身就说明她是不可被忘记的。她已构成了人类文明制度的建设质料,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增长点,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凭借。由此出发,英格兰民族在数百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国一跃成为雄霸四方的大帝国。今天,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已经永久性地破灭了,但是,由其开掘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却正如日中天,由其缔造的自由主义宪政精神也正当阳称尊。大英帝国的形式烟消云散了,而大英帝国的本质与精神却成了永恒。

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构成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史的主要篇章。在托夫勒描述的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格兰民族发动了蒸汽和电气两次浪潮,第三次革命浪潮——信息化浪潮则由其后裔发动。如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真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类追求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话,任何一个欲达至这一生活方式的国家,都必须从这种文明中汲取知识、技能和智慧。环顾近世以来求索突奔、竞相称雄的几大文明,若以上述标准衡量,英吉利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并仍在继续超越着他者。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越是较早、较密切地接近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越是抱守残缺、自感优越、排拒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世命运则都比较坎坷。时至今日,这些国家被贫穷、腐败和屈辱所围困,而英吉利民族却“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

英国近代法学奠基人布莱克斯通在200余年前首开了研判大宪章的先河,他在1759年的著作中指出:“在我们英国历史的古代部分,没有什么比自由大宪章的发蒙、发展、演变,最终得以订立更有趣、更重要的事情了。”

三、宪政主义进路

在英国宪政发展史上,宪政主义者认为,自由大宪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文件。因为它不仅开辟了用法律限制王权的先河,而且还直接奠定了英国宪政发展史的起点。

“宪政主义”是兴起于17世纪英国的一场影响了英国的基本社会理念、基本社会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它首先是一场社会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学术运动。以洛克为代表的“辉格党人”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他们从“天赋权利”理论出发,认为国家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进而直接剑指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国王,明确提出了“王在法下”的政治理念和宪政诉求。“辉格党人”的政治观点极大冲击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论,最终为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创建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打下了基础。

  历史是现实的过去时,现实是历史的现在进行时。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与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其端绪。所以,无论是17世纪的科克,还是19世纪的斯塔布斯,他们对宪政史的“逆推式”研究是基于人类历史与人类行为的连续性考虑的。这种学术理路对于接受过长期的、系统的、排它的、唯物的“阶梯式”[16]历史观训练的人来说,是尤其难以接受的。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学术大师的学术行为,就必须校正这些宪政主义大师在我们心目中的身份。我们往往想当然的把这些学术大师当作经院中的“老学究”来看待。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是。他们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学者。甚至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即使作为学者也是把学术研究与知识教授当作政治活动或法律实践来对待的。在以法理著称的牛津,法学教授们也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法律技艺”传授上,而不是定位在培养学术大师和法学家、哲学家上。虽然在他们当中如果出现一位国际知名的法哲学大师,他们也会引以为荣。

真正的宪政主义学者一定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而真正的史学家一定不能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我国学术的最大悲哀在于:史学要为实践服务,史学者都变成了行动主义者,所以是有术而无学;法学要为学术而学术,法学家都变成了禅悟主义者,所以是有学而无术。在英国的法学学术圈中,学生们对他们钟爱的法学教授的最高评价往往是:他是一位十分有名的“lawyer”。这一称谓大致是指“精通法律的人”,而不是“精通法学的人”。

让历史回归历史是史学家的天职,让历史融汇到现实中是宪政学者的艺术。

自由大宪章的订立对英吉利民族而言就属这种性质的事件。自由大宪章在人类自由保障的历史上向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但是就是这一小步,标志了人类一种新的政治理念——自由政治理念的诞生;就是这一小步标志了人类一种新的实现自由梦想的模式——自由的制度保障模式的诞生。大宪章的订立没有直接促成宪政但却埋下了宪政在未来开花结果的种子。一部英国宪政史是因大宪章而展开、围绕大宪章而成就的。数百年来学术界对自由大宪章性质的种种质疑、对自由大宪章历史作用的种种诘问本身就是对自由大宪章这一历史地位的最好证明。

著名的大宪章研究专家豪特教授有一段名言: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并不仅是一份文件的历史,而同时也是一部论争的历史。它作为一份文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被重复的重新阐释的历史。但它作为一部论争的历史则是一部连续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这部政治思想史是以“自由”为引线的。1215年出于己利的贵族们把自己迷恋不已的自由与权利诉求植入进具有不可更易性的制度之中的时候,他们无意中点亮了一座人类文明的灯塔,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从这当中直接得到多少好处。自由大宪章是人类自由政治文明史上的第一盏导向灯塔,虽然由它发出的光在历史的深处显得有些清冷、有些飘忽不定,但这座灯塔从它被点亮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熄灭过。

自由是人类在漫漫无际的宇宙中最终的依靠。在政治自由之光照耀的地方,人性才能得以起码的张扬,人权才能得以充分的尊重。惟有受到政治自由的指引,政治家才能获得必要的道德勇气和力量;惟有受到政治自由的佑护,人类才能在黑暗中避开深渊、绕过陷阱而前行。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意欲借靠“神圣权力”来行专断的时候,自由的斗士们就从故纸堆中找出了大宪章,拂去历史的灰尘,将其打开,其光芒便照亮了人们的眼睛。当人类在充满专制与暴政的黑暗中遭受煎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座灯塔不再明亮,而是因为人类转身背弃了它。

自由需要历史的支撑,离开了清冷的历史之光的映照,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前行的路在何方。

西方尤其是英美宪政理论大致发端于一个简单的预设:历史是完美的,现实是糟糕的;古人是善良的,今人是邪恶的;祖宗之法是公正的,今人之法是偏狭的。在很大意义上寄寓了自身追求与理想的虚构的古人、古法变成了今人行为的目标和衡量尺度。我们可以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历史的缺席”。使历史非人性化是专制者的暴政罪行之一。

历史既可以沿着有利于善政的方向做出解释,也可以沿着有利于暴政的方向做出解释。这就是历史的可怕之所在,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敬畏历史的原因,这当然也是专制者大都有强奸历史的嗜好的原因。20世纪初叶著名的大宪章研究专家梅坎尼写到:如果科克的那些模糊而不准确的词句使得大宪章许多章节的内容变得更加模糊了并造成了英国法律发展史错误观念传播的话,那么这些错误对于宪政进步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自由”与“民主”的流脉在中国的历史中是那样孱弱、那样隐含不显,但是当我们认为由此可以对之忽略不计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泯灭我们面对现实时应具有的良知和责任。向往自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梦想,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达罢了。彻底否定中国历史、毁损涂黑中国历史,其实是为了反衬人造“大救星”的光彩夺目;《圣经》讲人要得救不能靠自己要靠上帝,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士们肤浅理解的结果,能否信靠上帝最终要取决于你自己。在教理上,你不决志信主,那耶稣就绝不会来救你;人造大救星可以在关键时候可以拉你一把,但也不会永远佑护你。当大救星必然性地陨落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了。出于制造大救星的需要,我们将自由梦想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头脑中彻底删除了,历史成了阴冷可怕的地狱,我们的大脑也彻底平面化了。个体的财富在增长,但是思考却停滞了;民族的实力在上升,但民族的精神却未见提升。我们不仅需要构筑我们的物质家园,我们还需要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19世纪初的英国下议院。

19世纪初的英国下议院。

作者:齐延平,节选自《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

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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