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如此则欧洲之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
其实，早在1917年，王国维就提出了一个惊世预言：观中国现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到1924年，王氏对自己判断深信不疑，”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
同时代的郑孝胥也有类似思考和忧虑：”俄行共产制，举国皆为盗贼。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
中共不但要控制中国人的精神和思考，以后中国人的肉体和器官都会被纳入中共党产。个人权利被剥夺，不仅财产连同个人身心，都必被纳入管控范围。
自由亚洲梁京评论说：”郑孝胥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无力自救。回头看历史，我接受郑的这个基本判断，但也认识到，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且都要经历痛苦的文化更新。在这层意义上，郑的预言并无特别意义，但他认为中国将走上「共产」邪路，并造成自己无法收拾的灾难局面，以至非「国际共管」不可。现在看来，他的这个预言隐含着两个相当有远见的判断，一是主张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精英易受「共产」乌托邦的诱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统一旦与「共产」乌托邦相结合，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郑孝胥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洞察力？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和世界又面临新的大变局，中国如何选择，有没有能力避免灾难性的选择？又成了问题。“
